2024年6月17日至22日，由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举办，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问道中国：‘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研习营”2024在青举办。作为“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的中方专家主题讲坛，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春青带来题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研究视角与方法问题》的精彩演讲，12个国家的15名“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参加讲坛并互动交流，研习中心负责人张潇尹担任主持。

总的来说，李春青教授结合自身的学术经历，为来自不同学科的新汉学博士生们讲述了学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决定性影响。李春青教授认为学术的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者所使用的研究视角。只有从独特的角度切入，才会有独到的发现。角度和方法是联系在一起的，有不同的角度就会有不同的方法和结果。就好比万花筒，变化一个角度，就会有不同的图案呈现出来。因此，李春青教授指出研究视角的选择，对于做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代文学思想”与“古代文论”或者“古代文学批评”这些概念常常容易混用。事实上，“文学思想”的外延更宽广，其偏重于社会文化与学术之间的关联，亦可以属于中国思想史的一部分。李春青教授从宏观视角与具体视角两个层次介绍了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讨论视角。

一、宏观视角

李春青教授将“宏观视角”分为全视角、主体视角、观念史或概念史视角和文化诗学视角这四大视角进行介绍。

（一）全视角也可以说是无具体视角，即在研究者的眼中看到的不是一个点，而是一片，就是把这一片都看成是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一般依据代表性人物、重要著作和时间线索进行梳理和阐述，可以概括为“教科书”式的写作方法。这种方法的意义是能够将文学思想的全貌展现出来，是一种具有奠基性性质的研究方法。但是需要留心，做这样的研究的人，一般是开创一门学问的学术泰斗，一般并不适合年轻学者。

（二）主体视角是指把文学思想看作是某一言说主体（“集体主体”而非“个体主体”）精神旨趣、文化心态的表现形式。这个视角不是像美国的新批评一样，聚焦于文本本身，而是重在通过理解言说主体对象的社会境遇进而揭示其文学思想蕴含的深层含义。比如对魏晋六朝时期文学思想的研究，就需要追溯到士族的人格、处世态度、生活方式、趣味等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个研究视角也有局限性，容易陷入普遍主义的误区，因此研究者需要注意不能简单化地做出分析。

（三）起源于德国的观念史或概念史的视角。所谓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指思想和意义往往集中于某种重要概念。因此，对一个时期的思想研究，可以从一个或者多个概念入手，考察其生成过程及其在不同语境中意义演变的轨迹，并揭示其原因。通过一个概念的研究，进而关联到整个社会状况和文化状况。这种研究方法与知识社会学的思路存在某种相通性。李春青教授认为，通过对在文学思想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概念或观念的来龙去脉的梳理，可以揭示一个时期文学思想的特点。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研究，容易出现脱离历史语境的问题。因为仅仅去梳理词语意义的演变，容易漂浮在各种复杂社会文化因素之上，研究将会变成一种“辞书式”书写，而与研究的本意脱离。李春青教授认为在使用观念史进行研究时，必须和具体的历史语境密切地联系起来。

（四）文化诗学的视角，注重发掘非经典的文献材料来研究文学思想，这和传统的历史主义更重视主流材料不重视边缘材料的研究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格林布拉特《俗世威尔——莎士比亚新传》是运用这个方法的代表案例，其把16、17世纪之交从斯特拉福镇到伦敦的风土人情、日常生活方式以及发生的重要事件与莎士比亚剧作内容联系起来，是莎士比亚研究的全新思路。由此可以看到这个研究方法的特点是具体而微，由小见大。李春青教授指出，在中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关注书信、野史、随笔、杂记等材料。然而，需要留心的是，这些材料往往与文学思想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容易陷入琐碎的材料中。另一方面，研究者容易陷入主观臆断，可能经常用似乎、或许、大概等词汇表达这种模糊的态度。

总的来说，宏观视角的研究方式具有普适性，适合于许多人。而“具体视角”则属于研究者自己，这是需要研究者经过对大量的材料的阅读、思考与比较，以及理解了前人的研究后，自己形成的独特角度。

二、具体视角

李春青教授认为研究需要有自己的兴趣以及问题意识，通过不断追问的方式，找到切入具体的研究对象的具体视角。

在研究生阶段，李春青教授跟随童庆炳先生学文艺心理学，形成了喜欢从主体心理、人格结构角度看问题的习惯。李春青教授认为他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研究选择的宏观视角基本上是主体视角。李春青教授举例说，他在读古人的书常常会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假如我处于他的时代会怎么想怎么说？”也喜欢这样的追问：“谁在言说，他何以如此言说？”但是这样的问题意识与具体的研究之间仍然有距离，还需要一个“抓手”或者叫“切入点”。后来，李春青教授找到了三个“抓手”，即乌托邦、意识形态与趣味这三大主题，或者说三个具体的视角。李春青教授运用这三个研究视角，形成了三部个人的研究代表性著作，依照出版的时间顺序分别为《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诗与意识形态——从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的形成》《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这也可看作是李春青教授个人研究经历的推进脉络。

（一）《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

这是李春青教授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部著作。李春青教授指出自己特别喜欢研究文学思想的主体。而要展开这部分的研究，需要对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有相当程度的了解，需要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有所把握。李春青教授认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呈现出了士人的乌托邦精神，特别是儒家和道家。基于这一认识，他感兴趣的是，这种乌托邦精神对后世文学思想有怎样的影响，是如何变成一种审美的或文学艺术精神的？比如老庄思想中的自然概念，虽然是个哲学概念，但是在魏晋时期，变成很重要的文学概念。如陶渊明的田园诗、谢灵运的山水诗，无不透露出老庄的精神。又比如说“远”这个概念，可以是空间距离，如喀麦隆离中国远；也可以是时间距离，如唐朝离现代远。但在魏晋文学中，“远”体现了一种精神上超越现实、摆脱现实的意义。通过诗的艺术，乌托邦的精神一步步落实到文学思想中。在这部分研究的基础上，李春青教授继续沿着这个问题意识，研究宋代的理学、道学和文学思想之间的互动，比如说二程（程颐、程颢）、张载和朱熹等宋代学者的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形成了《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这另一部著作。

（二）《诗与意识形态——从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的形成》

李春青教授认为光是乌托邦这个概念，并不足以概括先秦诸子的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思想。因为到了汉代以后，思想发生了变化，帝王的政治意图压制了儒家的乌托邦精神，强化了儒家思想中的适合于官方的、可以成为国家的意识形态的部分。汉代通过设立五经博士、选官制度等方式，使得以儒学为主体的国家意识形态，深入人心。读书人读了这些东西之后，要教自己的子弟、亲戚，渐渐形成了上下一体的价值观念系统。因此，在这种意识形态之下，文学思想必然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李春青教授认为，汉代的文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美刺、讽谏，润色鸿业；而唐宋以降则可以概括为：文以载道、文以贯道、文与道俱。经过这个阶段的研究，李春青教授开始探讨中国为什么重视诗学这个问题，进而迈入了下一阶段的研究。

（三）《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

在三千年前，中国古代就有以赋诗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情感。然而，李春青教授认为这是一种贵族的生活方式。但是汉代以后，中国就没有了真正的贵族。因为这个贵族形式已经消失了，是士大夫阶层代替贵族成为思想文化的主体，这个阶层建构起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组成部分的文学思想。到了东汉后期，不同于传统士大夫的“文人”出现了。他们关心的不再是意识形态建构，不强调文以载道，而是重视诗文如何表达个人化的情感和思绪，关心诗文如何写得美，如何写得有意思，如何打动人，比如主张诗赋欲丽、诗缘情、文体意识、体性（风格）、声律等。因此，李春青教授认为魏晋以来的诗词歌赋，以表现自己心理的情绪波动为主的这种艺术形式，不能叫做乌托邦，也不能叫做意识形态，而应该称作一种文人趣味。文人的趣味，在文学史上就占据了重要地位，很多文学思想，是文人趣味的表现形式。实际上，李春青教授指出他的这个研究是受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影响，侧重爱好、风尚和趣味的政治功能考察。趣味具有“区隔”的功能，李春青教授认为无论是贵族或文人，其实是通过赋诗的形式，形成一种阶级或阶层间流行的审美标准以及趣味，从而又进一步巩固这种阶级的意识。通过这部分的研究，李春青教授展示了跨学科的阅读的重要性。同时也让与会者体会到，新视角的形成需要借助跨学科的探索。

三、总结：视角如何而来？

李春青教授认为，视角的形成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大量阅读自己的研究领域的文献材料，形成整体知识系统。二是尽量多地跨学科阅读，读那些与自己的研究范围甚至自己的专业都没有直接关系的著作。边读边思考。久而久之，新视角就形成了。有了新的视角，那些属于自己研究范围的知识、材料才能够被统摄起来。因此，视角其实就是个“纲”，纲举而目张。李春青教授总结道：“做学问搞研究，就得建立在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借用理论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视角，这样的研究才是有意义的。”

问答环节

本场讲座给新汉学博士生们带来了不少启发，同学们就自己的问题领域与李春青教授进行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博士后、复旦大学“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范狄（Dario Famularo），就李春青教授讲座中提到的哲学概念融入文学从而改变了文学的艺术表现这一现象，向李春青教授请教了如何定义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的差别问题。李春青教授从现代学术的困境的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李春青教授认为，现代的学术所使用的基本概念，大部分是在以西方理论为主的理论体系中建立的，这不是中国古代就有的，与中国古代思想很多不契合的地方。古人的看法和今人的看法，有时是大相径庭的。李春青教授认为现在做研究的问题在于怎么融合，应该考虑怎么有效地解读与阐释中国古代的思想，而不是把古代的东西改造了变成现在的东西。进一步地，李春青教授认为处于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新一代汉学家，在解释中国文化现象时，要对西方的概念，有一定的改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说明，是在怎样的意义上进行改变，这样才能用这个方法去解读中国古代的文学思想。然而，这个做法未必获得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未来我们需要持续努力改变这个局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马来西亚籍博士生陈立瑜（Tan Li Yu），就李春青教授提出的现代学术困境的问题，分享了她近期所阅读的国学家钱穆先生的《现代中国学术论衡》这本书的内容，这本书便是针对西方学术所造成的中国学术割裂的现象，尝试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立场开拓新的研究方法论的著作。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学问是融会贯通的，中国的宗教、科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艺术与音乐等学科，都能在儒、释、道思想所汇合的德性一元论的理论中进行定义。在讨论文学的部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文学也能称为“心学”，是说诗词歌赋中所表现的作者的心情，与读者的心情在具体的情境中能实现心心相通。陈立瑜同学就钱先生的这个观点向李春青教授请教了如何理解中国文学的这种情境与体验式的研究方法。李春青教授认为，现代人看古代人的东西，常常进入不了古人的精神世界，看不懂古人的东西。因此，需要有进入古人精神世界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钱穆先生的研究很值得我们学习。钱先生强调古代读书人的精神追求，以及儒学所具有的现代意义，这对于现当代知识分子起到了引领作用。《诗》作为中国经学的重要文本，不能单纯看作纯文学作品，其思想意义远远没有完全被现代学术界发掘。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马来亚大学中文系合作培养的马来西亚籍博士生魏明宽（Gooi Ming Kuan），向李春青教授请教了观念史和概念史的材料运用以及知识对话的方法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魏同学以“迷信”一词在数据库中的条目检索为例，向李春青教授请教材料的筛选方法。李春青教授指出，概念史的研究，也可以叫作历史语义学，即研究一个词语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李春青教授认为，概念的检索，以重要的典籍为目标是比较可行的方法。比如先秦思想，可以运用《诸子集成》这个系列的书籍制作索引，即把这个词条所出现的书名、章节罗列出来。这样做了之后可以看到这个词条在重要典籍中的出现频次。之后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比较，看看哪些是当做日常词语在使用，哪些是当做重要概念在使用，由此可以把重要概念提取出来。如果“迷信”要作为一个关键概念词的话，就得查一些重要的哲学或者社会学的著作里面，这些词是怎么用的。如果这个词在不同的著作中，皆作为日常性的用语出现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概念史的学术意义。对于第二个问题，魏明宽同学以“社会”这个概念为例，向李春青教授请教概念史的知识对话方法。李春青教授认为，一个概念在具体的文化语境中会发生变化，与概念的“原产地”会不一样。现在耳熟能详的概念，并不一定从来如此。因此，可以通过比较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意义，去讨论不同的知识体系。

李春青，现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曾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文学基本理论研究。曾经主持国家各类社科基金项目七项、教育部项目三项，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出版专著十五部。主要有《乌托邦与诗—中国古代士人文化与文学价值观观》《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诗与意识形态—从西周到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古代诗学观念的形成》《趣味的历史—从两周贵族到汉魏文人》等。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各一项，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项、二等奖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