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7日至22日，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北京语言大学合作举办，青岛世界汉学中心承办的“问道中国：‘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研习营”2024在青举办。作为“薪火永相传-大师说汉学”的首场中方专家主题讲坛，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汉风》杂志主编黄卓越带来《汉学的概念及其历史发展》主题讲座，12个国家的15名“新汉学计划”博士毕业生参加讲坛并互动交流，研习中心负责人张潇尹担任主持。
黄卓越教授在讲座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为什么是用‘汉学’而不是其他的命名，来称谓现在我们共处的这个学问呢？”讲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汉学的概念；第二部分，汉学的版图；第三部分，汉学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其在当代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黄卓越教授主要从汉学概念、定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背景出发，厘清汉学的学术范畴。他提到关于汉学的概念首先与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的称呼有很大关系，“汉学”的概念既有中文的译释，又有来自于外文的表达，比如来自于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的，均对应于这些不同区域与国家对“中国”的称谓，在语汇上有着不同的起源。
“汉学”一语，早在清代就开始流行，在20世纪以前主要指的是对中国内部知识的研究。这种研究以考据为主，注重对经典文献的诠释和考证。“汉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内涵，最早产生于汉代，偏重于对儒家经典的注释与诠解。汉代的学问注重文献考据，宋代的学问注重义理阐发，清代为纠正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因而倡导重新回归汉代朴质的考据之学，当然在方法论上也有提升。
关于国际上流行的“汉学”概念，英文的表述有“Sinology”“ChinaStudies”，俄语等斯拉夫语称作“китаеведение”（源自Kithan，Cathay）。
以英语来表述的Sinology这个词汇，其词头sina（sine）原出于拉丁语对中国的称谓,在加上尾缀-ology后成为对一个学科的命名。目前有学者对“Sinology”给出了一个初步的定义：“以汉语文献资料为基础的对中国的研究”。就这一语式看，大致包含两个必要的限定意思，一是不包括汉语以外的中国其他地区的语言，二是不包括传统文献、文本以外的其他民族志、社会学等的资料，基本上将之看作一种类似于“语文学”（philology）意义上的问学路径。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将其翻译为“汉学”，并逐渐流行开来。法语、德语、意大利语等欧洲语言中的表述方式差不多与Sinology相似，均在19世纪时即已出现。
“China Studies”或“Chinese Studies”——“中国学”“中国研究”中涉及的China一词，最初为葡萄牙人使用：拉达（Mardin de Rada）的《记大明的中国事情》（16世纪）就提到这点。16世纪中期，以China命名的书籍，基本上都是葡萄牙人写的，如伯来拉的《中国报道》，克路士的《中国志》等。随后，很多人都用这个词语称呼中国，或在尾音在有所区别，如法语的chine。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学（China Studies）——最初是由20世纪40年代费正清所确立的一种偏重于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等进行研究的学术模式，这个说法还可再做商榷。首先是在费正清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概念，另一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等的研究，也并不始于费正清，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已经有许多人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已经是很发达了，只是尚未得到学术体制的认可，欧美当时高校中设立的主要是与中国语言文学、文献相关的教席，只有到费正清之后，才首次将这类研究纳入到学术体制之中。这是需要有所分辨的。
“Cathay”（Kithan）指称汉语中的“契丹”。其比“Sina”(Sine)的概念产生要晚，但比“China”的概念出现要早。契丹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游牧民族，发源于中国北方地区。由于契丹人建立的辽国自13至15世纪在亚洲西北部地区影响很大，因此该地区的人后来也用契丹一语泛指中国。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例如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受之影响，在中古英语中也有把整个中国笼统地称为契丹的，可见之于莎士比亚的剧作、弥尔顿的长诗《失乐园》等，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同样是为找寻传说中的契丹。历史上外界喜以中国古代个别朝代或者个别民族的称谓指称中国，如“秦”“汉”“唐”“契丹”等，直到大航海时代才有China这个称呼。汉学的名称也因此而有不同。
在讲座中，黄卓越教授把“汉学的版图”分为三大板块。第一大板块是亚洲地区的汉学，历史上最初对中国产生兴趣并始有研究的，是中国周边的国家，比如日本、朝鲜（韩国）等，后来有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而它其实又是以汉字或汉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早期使用的文字都主要是汉字，这也说明汉字文化圈与中国周边国家的文化，以及汉学的展开有密切的关系。据16世纪末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当时使用汉字的国家共有五个，分别是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琉球。19世纪初，第一位来到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也在给家人的书信当中也提到有日本、朝鲜等5个国家使用汉字。可以认为，东亚诸国也是最初从事汉学研究的，其他的亚洲地区如西部的多个丝路国家、东南亚各国等也在早期出现过一些有关中国的记载。
第二大板块是欧美汉学。大致到13世纪之后，蒙古人的势力开始崛起，横扫欧亚，打通了“世界岛”上的交通。学术界也把蒙古人的崛起及其向外的开疆辟土看作是“全球化”的一个先声。在此间，西方也开始涉足更远的东方，并出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游记和报道，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游记》。学术界有人称这个时代为游记汉学的时代。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还是把利玛窦等人入华看作是汉学的正式起点。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有更多西方人进入中国，耶稣会传教士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股势力。这些传教士到达中国之后，为了传教的需要而学习汉语。在用汉语进行写作的同时，也用其母语进行写作，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经典文献做了大量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第三大板块是亚欧以外其他地区的汉学，出现的比较晚。
在介绍汉学，即更为特指的“sinology”的发展历程时，为便于博士生们的了解，黄卓越教授认为可将其笼统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大阶段（16世纪末-18世纪末），可称为“前汉学时期”，以传教士汉学为核心主体，该期，所谓的专业汉学，即sinology尚未正式确立，传教士等对中国的研究都是利用业余之便完成的；第二大阶段（19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为两大系脉——业余汉学与专业汉学并存时期；第三大阶段（20世纪50年代之后）：专业汉学独占鳌头，业余汉学几已销声匿迹。在此总览之下，黄卓越教授对第三阶段国际汉学的发展趋势做了一概要性的解说，以为主要体现为以下几大主要特征：
（一）科学精神日益成为学术标榜的主旨，特别是自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汉学研究因受到各种新的学术理念的影响，其理论性有了明显的提升；
（二）对当代中国社会各层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的研究处在明显的强化之中，并在体制内显得十分活跃，由此而构成了传统中国研究与当代中国研究双轨并行的格局；
（三）中外之间的学术沟通与互动日趋频繁，并呈现为方法与观念上相互靠拢的趋势，过去那种互不往来的“两张皮”局面被逐渐打破；
（四）汉学研究的版图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特别是近20多年来，原与中国接触较少或很少的地区与国家，均始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参与到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中，由此而形成了一幅更为完整的全球汉学的新景观；
（五）汉学对话日益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黄卓越教授该部分讲述的一个重点。黄卓越教授先是将汉学研究概括为“investigation”与“conversation”两种学术范式，并以为在过去我们主要从事的还是一种“investigation”式的研究，这也是一种从单一向度出发的学术研究，而在“conversation”式的研究中则因为引入了对谈者（隐在的或显在的），从而使汉学研究变成双向，或多向的“交谈实践”，在后一类研究中，我们不仅是说话者，同时也是聆听者，既需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也需要兼顾与尊重他人的想法，以及包含在他人想法中的处境与逻辑等等，由此而可在思想的对流中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在互动与协商中提出解决问题的尝试性方案。虽然“investigation”与“conversation”两种研究路径可以相得益彰，但黄卓越教授更突出强调了“conversation”式研究的意义，并将之视为“文明对话”的一种前提条件或重要环节。。
通过上述论述，黄卓越教授以为，纵观已发生的一切，特别是sinology与中国学在近年出现的变化，似乎可以将我们共处的这一学问用一个新的语词即“新汉学”来称谓之。这也是一种更具包容性，并更具未来形态的一种学术范型。
黄卓越教授精彩的讲座和高屋建瓴的思想使现场的博士生们受益匪浅。不仅有助于大家更深入地理解汉学的内涵和演变，还对于推动国际汉学研究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全球化的推进，汉学作为沟通中外文化的桥梁，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交往与交融。
在对谈环节，来自马来西亚的陈立瑜（Tan Li Yu）博士发言：“我作为‘新汉学计划’的博士生，对于‘汉学’、‘新汉学’这个概念，或者说对‘汉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实认识上仍然是比较模糊的。黄卓越教授与我们分享了汉学的发展历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为一个历史时期中世界与中国的交流史。在黄卓越教授详细介绍的基础上，我想谈一点个人理解，我其实是带着问题意识进入汉学研究的。作为马来西亚华人，我希望更加深入地理解自身。我理解的汉学研究，其实是不断地通过研究者的研究，构建起来的学科。同时，在这个意义上，通过汉学研究展开，我觉得也具有理解人类文明的一种方法论意义”。来自喀麦隆的欧力（Kenne Michel Olivier)提出：“根据黄老师对‘汉学的版图’分为三大板块（亚洲地区的汉学、欧美汉学、其他地方的汉学）。我个人认为所谓‘其他地方的汉学’大板块的范围太大，我们如何对其进行详细的研究？”。来自埃及的义天（Mahmoud Asaad）请教“如何从萨义德提出来的‘东方主义’重新对‘汉学’概念定义以及研究的对象与研究范围进行深刻研究？”。黄卓越教授就各位博士提出来的问题做出了详尽解答，也衷心祝愿来自12个国家的15位“新汉学计划”博士生在汉学道路上前程似锦。
主讲人简介：黄卓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汉学与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汉风》杂志主编，East Asian Sinology主编，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主持人，兼任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国际汉学、国际文化研究、中国思想史、书写史与书写理论等研究，发表英语论文多篇，曾受邀至30多个国家的高校访学与交流。撰有学术专著多种，如《艺术心理范式》《过渡时期的文化选择》《明永乐至嘉靖初诗文观研究》《黄卓越思想史与批评学论文集》《重建文化的维度：文化研究三大话题》等；主持编撰有《海外汉学与中国文论》（三卷本）《儒学与后现代视域：海外与中国》《在文本内外：早期中国书写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