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兴起对海外中国学的系统翻译引进和再研究。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耕耘，海外中国学研究发展成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的专门学术领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海外中国学研究不仅成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而且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学问。2023年11月24日，习近平主席在给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的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丰富内涵、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因此，了解各国的中国认知，理解不同文化不同社群的中国观，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要知识准备。为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总结和提炼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经验，本刊邀请该领域五位学者，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宗旨、对象、方法及其学科特性，着力探讨如何通过学术批评促进不同文化平等对话，并积极构建自主的海外中国学知识体系，以期引起更多学界同人进行深入探究。
对话与反思：再论建立批评的中国学
张西平
北京语言大学特聘教授、《国际汉学》主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翻译的著作已达到八千余种，研究的著作达三千余种。如何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学术对话？如何将海外中国学放在20世纪以来西方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辨识其跨文化研究的底色？如何在吸取其合理结论和材料的同时，又站在中国学术自身的立场，展开一个学术批评的中国学研究？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研究海外中国学的学术叙述与评价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关于建立批评的中国学并非新的话题。民国时期，陈垣就对中国学研究中心在巴黎的提法颇为不满，提出“我们要把它夺回到北京”。陈寅恪当时面对中国学生远赴日本学习中国史的尴尬现象时写的“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也表达了不能完全地追随海外中国学，要有一种学术自信的想法。海外中国学推进了中国学术的世界性表达，这些年学术界对此也多有议论，对这种海外的中国知识与表述应该继续给予关注，展开对话。
一、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近代以来，受海外中国学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叙述的模式逐步接受了西学的学术叙述方式，这与中国历史既有的学术系统产生一定隔阂，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完全独立于西方文明发展起来的文化体系，完全套用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化和历史显然是有问题的。因此，当代中国学术的重建应该从梳理海外中国学研究模式进入中国传统历史叙述的方式入手，进而厘清得失，接续传统，融合新知。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笔者在此无法详尽展开，仅从两方面来说明该问题的重要性。
第一，不能以西方的国家理论来认识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署标志着欧洲近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海外中国学专家在看待中国历史时，往往会基于自身历史来理解。由于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在研究中国历史“空间叙事呈现的是所谓‘中国本部’（Chinaproper）与‘外部世界’、‘汉族’与‘异族’之间的对立关系”，于是，他们很自然地将汉族统治的王朝和元朝、清朝的统治时代加以区分。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新清史”。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新清史”学者提出，清史研究要注重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特色，这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关于“内亚”、西域少数民族、藏传佛教的概念有不少学术问题。例如，他们将清朝统治下的汉族和满族、蒙古族、藏族刻意加以区别，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说，是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通过满文研究清史的方法值得肯定，但其提出的清代不是中国、中国只是汉人的国家、乾隆不是中国统治者等观点就大成问题。汪荣祖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认为“新清史的主要论点，欲颠覆并不存在的中国中心论，意图切割满汉减缩中国，但全不能成立，反而透露西方学术的霸权，甚至隐含质疑中国既有疆域之阴谋”。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海外中国学时，需要注意两点：一是要站在自己学术的立场去看待海外中国学；二是要清楚地了解海外中国学这些话语产生的学术背景，这样才能避免盲目跟随他们的研究。
第二，不能以西方现代学术术语来解释中国文化。中国现代学术概念不少是直接从西方或日本学来的。例如，“宗教”（religion）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只有一神论信仰的才能称为宗教。这个传统来源于利玛窦，他在《耶稣会与天主教传入中国史》一书中，对中国宗教的介绍只提“儒、释、道”三教，并将“三教合一”判为“中国人的全部迷信”。同时，他将中国民间俗信，如择日、选时、生辰、算命、相面、星相、占梦、家神、风水等，全都贬斥为“迷信”，一概排除于“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之外。还有一些海外中国学专家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认为中国文明是一种低级的文明。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从宗教角度对在中国长久存在并有广泛影响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加以研究，因为站在西方的宗教概念来看，这些只能是迷信。
实际上，自晚清西方学科体系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科分类后，当代中国学术的学科体系及其基础性概念是在移植西方学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这些概念有些适合中国文化的表达，有些则完全不适合。因此，我们这里所讲的学术自觉，不仅仅是要与海外中国学界展开对话，更为根本的是，如何在合理吸收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与概念的基础上，重建中国学术体系。
除了学术概念，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议题设置上也应该更加自觉、主动，不能完全对海外中国学设置的议题亦步亦趋。例如，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受海外中国学研究的影响，长期以来以“西学东渐”的研究为主。这方面当然很重要，也应该继续加强，但如果把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缩减为“西学东渐”研究也是不妥的。在如何看待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上，坚持学术自觉是十分重要的。海外中国学产生于传教士的中国研究，在这个阶段也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海外中国学专家，从利玛窦到理雅各（James Legge），他们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发展注入了新内容，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不过，我们在研究时必须看到，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与专业的中国研究的重要区别在于它有明显的宗教立场。因此，中国学者既要与他们在学术上展开对话，又要了解其学术文化背景，这样展开讨论才更加有效。
二、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
学术研究追求的是真理，历史研究的基础是事实。由于一些中国学专家的学术积累不够，他们在研究中国时往往会有常识性和知识性的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予以指出。
以传教士的中国研究为例，由于许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并未受过专业的中国学研究训练，即使在中国居住若干年，也了解了中国的一些情况，但他们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认识经常一知半解，如德国传教士郭实猎（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搞不清贾宝玉是男是女，吉德把《三国演义》看成统计学的著作，这样常识性错误非常普遍。即便像理雅各这样的佼佼者，虽为中国经典的外译作出重要贡献，但其翻译的作品也有不少错误。如，理雅各和韦利（Arthur Waley）在翻译《诗经》时，就把“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淑女”翻译成王妃或贵妇（noblelady），“君子”翻译成“王子”（prince）。
即便西方一流的中国学专家，他们的研究也会有一些明显的错误。譬如，汪荣祖就认为，美国学者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研究张岱时，对相关中文文献的理解犯了常识性错误。在汪荣祖看来，“像这样的错误不可能是偶然的失察，而是由于阅读古文的功力有所不足；从前的汉学家很讲究文字上的训练，相比之下，而今显然逊色。”
中国学专家既然研究中国的学问，那么就必须接受学术界的审视和批评。例如，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将“列文森最佳著作奖”颁给了芝加哥大学的何伟亚（James L.Hevia），以表彰其《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一书的学术成就，但美国学者周锡瑞认为此书中有相当多的常识性翻译错误，他说：“何著所附词汇表中的错误令我吃惊。这里‘huangdi’（皇帝）被写成‘黄帝’，‘gongcha’（实为‘gongchai’即贡差之误拼）被写成‘页差’，‘gongdan’（贡单）也随之被写成‘页单’；‘恳求无厌’成了‘恳求无压’；‘冒渎无厌’成了‘冒卖无厌’；或许最令人惊异的是‘一视同仁’竟被写成‘一视同人’。此类词汇错误，很难使人相信作者能够训练有素地使我们更加接近清代文献的原意。”
又如，从事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美国学者柯蔚南（Weldon South Coblin）近年出版了《东汉音注手册》（A Handbook of Eastern Han Sound Glosses）。这是一本汇集东汉语音资料、讨论东汉古音及其方音特色的专著。在当代海外中国学的音韵学研究方面，柯蔚南是一个重要的学者，他对汉藏语言的研究受到学术界重视。1986年，柯蔚南在德国华裔学志研究所出版了《一个汉学家的汉藏语词汇对照手册》（A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s）。1987年，他与李方桂合作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这些专著极有价值，后者更是被视作“古藏语研究之重要著述”。尽管如此，柯蔚南的《东汉音注手册》一书在内容上仍有不少缺漏和错误。对此，中国学者虞万里发表长篇论文，对该书中存在的问题逐一作了订补。
学问无东西，知识无国界。中国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也常常有知识性错误，在母语环境中尚且如此，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错误则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海外中国学专家出现的这些错误，中国学者应从学术角度给予实事求是的批评。
三、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
东方学是在西方全球扩张和殖民中形成的一个知识体系。一方面，西方的全球扩张极其野蛮和暴力，他们以殖民的形式灭绝了人类历史上的多种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在殖民的形式下拓展了人类的知识。这样，包括海外中国学在内的西方东方学具有双重品格，即：它既是人类知识扩展的结晶，又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成果。作为西方东方学的一个分支，早期海外中国学是在与中国和平互动产生的，但19世纪以后海外中国学的发展是伴随着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而成长的，在“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19世纪和20世纪，整个学术的发展不可能不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这就造成中国学专家的著作具有双重品格。那些完全否定海外中国学专家的学术价值或者完全不谈他们著作的价值立场、政治倾向的观点，都是不对的。这同样适用于日本的中国学。
在认识西方和日本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时，既需要注意其殖民性的一面，又需要在批判中注意其学术性的一面。掌握好二者的辩证统一，这是从事海外中国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此，我们以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为例，说明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评价必须坚持辩证的分析方法，揭示其双重品格的特点和内在矛盾，将学术批评和政治批判有机统一起来，对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治倾向给予合理的分析。
内藤湖南作为京都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对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有学者总结道：“他的‘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他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代表的中日文化史论，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史地、满蒙史地、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这一论述显然是基于内藤湖南的学术研究得出的。
然而，内藤湖南在思想观念上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学术研究只是反映其思想观念的一面，他还有一些时论性质的著作，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支那论》。这是一部以中国历史为依托、纵论中国现实问题的时论性质的书。在该书中，他提出了不少为日本在亚洲扩张服务的言论。比如，他说：“单从财政上看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益的。因为（支那）现在的财政没有继续占有满洲的实力……现在将国力即兵力和财力所不能维持的土地分离出去单就将来的经济发展上看都是非常适当的。”“支那的有的论者特别是近来的论者认为外族的入侵无论如何都是支那的不幸但实际上支那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民族生活全都是因为外族屡屡进行的入侵……应该说对于支那民族的焕发青春是一种非常的幸福……从这种使命来说日本对于支那的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议论全都是无意义的。尤其是单以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类的说法来看待日本与支那的关系是极不恰当的。”这些言论为日本后来侵略东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学理支撑。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内藤湖南中国学研究的双重品格？具体而言，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将其放在特定的学术背景下加以考察，对其学术的内在矛盾给予合理的说明。就日本近代的中国学研究而言，内藤湖南学术的内在矛盾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因为明治维新后，日本“脱亚入欧”，走上了西方工业化道路。此时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在学术上不再遵循长期以来所接受的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而是完全接受西方近代的学术原则和学术传统。即便如此，日本中国学专家在学术上仍呈现不同的特点：一些学者从学术上完全以西方文化为标准，对中国文化展开批判，如东京学派的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他们完全否认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特殊性，而同样受西方史学影响的内藤湖南则力图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来把握中国发展的特点。钱婉约将前一类称为对中国的“外在性的评判”，是一种“无视中国的中国学”，而将内藤湖南的学术称为对中国的“内在性的评判”。如此，我们对内藤湖南的学术特点就能在日本历史背景下和日本中国学的学术史脉络中给予合理的说明。其实，将中国学专家的学术评价放在其生活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把其学术成果放到中国学的学术史脉落中加以评判，这是对海外中国学展开批评的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政治评价与学术评价并行不悖，综合考察是分析内藤湖南中国学研究双重性的基本方法。任何中国学专家都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其生活的特定政治环境必然对其产生影响。就内藤湖南来说，他由新闻记者转为大学教授，这个经历使其比一般学者更关注当时的政治问题，“因此，这样一个理解并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却终于在日本国权扩张主义的时代思潮中，与侵略中国的政治企图沆瀣一气，从而在本质上背叛了中国文化。当他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发展到无视乃至伤害中国的民族主义时，就滑向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扩张主义。”也就是说，批判内藤湖南在政治上追随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主义倾向是必须的，在考察他的学术时，这是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无论日本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其这方面的批判都是应该的与合理的。这种对其政治上的考察并不否认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反之一样，在赞扬其学术成就时，并不能掩饰他在政治上的不足和问题。正如钱婉约所指出的：“日本学者往往更多注重其学术上的开创性意义，忽略其背后暗含的与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扩张主义相表里的政治色彩；中国学界则往往将之定性为帝国主义学者，而忽视对其学术体系的具体分析和全面研究。这样的‘执其一端’无助于内藤湖南研究的健康发展和深化。”这样一种辩证综合的分析态度是值得肯定的。
事实上，这种政治评价与学术评价并行不悖的原则是我们考察所有中国学专家的一个基本原则。像内藤湖南这样具有双重品格的中国学专家并不鲜见。例如，19世纪来华的传教士郭实猎在政治上有严重的问题，是一个为英国帝国主义服务并直接参与鸦片贸易的传教士。他一生写了85部著作，其中61种是中文著作，这些中文著作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当时西方知识和制度的，如《大英国统志》《古今万国纲鉴》《治国之大略》《贸易通志》等；另一类是他自己撰写或编译的传教小册子，如《诚崇拜类函》《赎罪之道传》《上帝真教传》《犹太国史》《耶稣比喻注说》等，以及他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和翻译的《旧遗诏圣书》《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
郭实猎作为传教士，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目的，主要是想通过宣传西方文明“叫”开中国的大门。与《察世俗每月统计传》等宗教刊物相比，它的宗教色彩比较淡，阐发基督教义的文章比较少，但宗教宣传仍然是该刊必备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播了西方文明，不断将西方的一些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地理历史等社会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据统计，《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迄至戊戌九月号，共载有世界地理类文章三十五篇”。这包括亚洲的东南亚、吕宋岛、苏禄群岛、东南洋美洛尼岛、波罗大洲、东南洋亚齐及三佛齐岛、新加坡新埔头或息力、马来西亚马六甲、泰国、东南洋葛留巴所属岛、印度，北部非洲的埃及，北美的北亚米利亚，以及欧洲的普鲁士、法兰西、葡萄牙、俄罗斯、荷兰、瑞典等。此外，《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了《地球全图之总论》《北痕都斯坦全图》《欧罗巴列国版图》及地理、地震、火山等消息，介绍了有关南极、北极的知识，并记载了世界各国的风土民情，对历史地理知识形成互补。特别是，其从全球史角度对《大清一统天下全图》《俄罗斯通天下全图》的解释，以及从宇宙视角对日心说、天体运动、恒星图的解释，这些知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都是需要的。
在此，笔者想说明的是，即便像郭实猎这样具有帝国主义分子性质的传教士，即便他向中国介绍的知识完全是为了“中华归主”这样的宗教目的，但他的介绍行为对中国认识世界仍起了作用，例如，他介绍的部分知识被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吸收。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并不能因为其政治目的和政治身份而完全加以否定。正如马克思评价英国在其全球殖民主义活动时所说：“不列颠侵略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英国不管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的这番评论为我们分析西方在全球扩张中的罪恶与历史作用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因此，即使19世纪后，在评价一些类似于郭实腊这样的中国学专家时，在批判其政治行为的同时，也要看到他们在推进中国对世界的了解、推进中西文化交流和19世纪海外中国学发展上，仍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因此，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就要对海外中国学研究展开多方面的讨论，不能用政治性批判代替学术性批判，因为政治性批判重在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而学术性批判重在学术逻辑与学术推进。对中国学专家的双重品格和其思想的内在矛盾应以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展开，要辩证分析他们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在与海外中国学专家展开讨论时，既要有明确的学术立场，又要有包容的学术态度。
结语
我们必须看到，海外中国学的存在，无论对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还是对当代中国的研究，都体现了中国在世界学术领域中的影响，都是中国的知识与文化从地方性知识和文化向世界性的知识和文化演进的成果。以学术形态呈现出来的中国学著作，应以严肃的学术态度加以对待。
海外中国学作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桥梁，发挥着重要作用。绝大多数中国学专家是中国学术界的朋友，他们的学术著作是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一翼，在中国学术已经在全球展开的今天，无视中国学专家的研究成果，将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成果拒之门外，既是狭隘的，也是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历史的无知。在一定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学术的产生是和西方近代中国学的发展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是中国本土学者与中国学专家们互动的结果。利玛窦与徐光启，理雅各与王韬，王韬与儒莲，伯希和与罗振玉，胡适与夏德、钢和泰，高本汉与赵元任……中国学专家与中国学人交往的例子还有很多，正是在这种交往中，双方的学术都发生了变化，互为影响，相互推动。就中国来说，中国学术在这过程中逐步向现代化形态发展。因此，加大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推动中国学术界与世界各国中国学专家的互动，是推进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
海外中国学研究是在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跨国别条件下的一项国际性的学术事业，这个特点决定了从事这一研究与仅仅立足于国内学术所展开的学术对话有着重要区别。因而，建立一种批评的中国学研究立场不可或缺。要做到这点，我们应认识到：文化自觉和学术自觉是展开批评的中国学的基本出发点，求真与务实的批判精神是审视海外中国学的基本学术立场，严肃科学的分析方法是辩证把握中国学专家学术成果的双重品格的关键。唯有如此，中国学术在全球才能展示自己的学术立场，彰显中国学术博大的胸怀和无穷的魅力。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