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刊发了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教授撰写的《东学西渐过程中的四个建构性话语维度》一文。

现将原文转载如下。

长期以来，整个世界知识受困于西方的话语中心，作为远东的中国一直被视为世界文明谱系中一个异质性的“他者”。秦汉以来所形成的东学西渐的文明化播和文化影响被强劲的西风美雨所遮蔽与掩盖，中华智慧对于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话语体系的形塑作用长期被忽视。如今，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信，从四个维度审视东学西渐过程中中华智慧对于世界文明的建构性作用。

启蒙精神的启发

在东学西渐的过程中，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因其丰富的政治理论和道德学说，对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文化的核心宇宙观和认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被西方思想家所了解，并被其作为一种可与西方知识体系相比较的思想体系。

一方面，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将孔子的学说看成是一种自然宗教，并将其与基督教教义相比较，进而以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理性精神批判基督教的迷信和荒谬。无论是安东尼·克林斯、马修·丁达尔等人用孔子的道德箴言对比耶稣的说教，还是其用儒学思想体系来反抗基督教思想权威的唯一性，都可以看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作用。另一方面，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把儒家思想与人的道德完善联系在一起，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较为客观地评价了中华文明对于世界发展的历史价值。伏尔泰认为，与基督教相比，“中国儒生的宗教从来没有受无稽神话的糟蹋，也没有为政教之争和内战所玷污”。他提醒西方的思想界，“让我们首先注意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我们还没有使用文字时，便已有了一部用固定的语言撰写的连贯的历史”，并断言“东方是一切艺术的摇篮，东方给了西方一切”。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更是不无敬佩地说道：“虽然我们认为自己在行为的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谁能想到，地球上竟然有人在理解社会生活的戒律方面优于我们。当我们对中国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时，我们在他们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人。如果说，在工艺技术方面我们与他们并驾齐驱，在思辨科学方面我们走在前面，那么，在实用哲学方面，也就是说，在道德戒律方面，在适用于现世生活和凡人的政治方面，他们肯定超过我们。”反观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那些启蒙主义的思想先哲们大多数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中国智慧的启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古老的中华文明已经无意间以启蒙者的姿态唤醒了欧洲的启蒙精神。

美学观念的浸渗

公元前7世纪到6世纪，伴随着斯基泰人的西迁，中华文化就开始了缓慢的西渗。到了周穆王时代，中华文化和美学观念对于西方的浸渗程度逐渐加强，范围逐渐扩大。张骞凿通西域之后，古老的丝绸之路不仅传播了中国的商品，也向西方流布了中华文化的美学基因。15世纪，伴随着郑和的船队，更多的中国工匠和工艺品开始传入西方，16世纪，伴随着欧洲到达中国航线的开辟，中国的瓷器、丝绸和家具等开始被大量载入欧洲。欧洲来华传教士更是把中国的宫殿、寺庙和园林等建筑风格介绍给了欧洲主流社会，17世纪和18世纪形成了模仿和改造中国园林与宫殿的热潮。中国美学中亲近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取向以及淡薄的宗教观念和丰富的伦理取向等审美价值，在西方社会形成了一种艺术审美的中国风潮。情景交融的中国美学内涵无论是在建筑、园林和诗歌艺术方面都被西方社会广泛地借鉴和吸收。受中国美学思想影响，17世纪，自然风致园林观在欧洲风靡一时，坦伯尔、布里治曼等人对中国园林艺术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7世纪的英国学者钱伯斯在他的《中国的建筑、家具、器物和园林设计》一书中盛赞中国园林艺术“表现出来的趣味，是英国长期追求而没有达到的”。

中华文化对于西方美学观念的渗透在绘画和文学等方面的表现虽然不如建筑、器物和园林那般明显，但也并非无迹可寻。中国美学中的道、禅意和虚无，境界塑造上的写意、情趣和诗意等在西方绘画艺术和文学艺术领域都有明显的体现。伊兹拉·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模仿组成他诗歌的重要部分，他认为中国诗“是一个宝库，今后一个世纪将从中寻找推动力，正如文艺复兴从希腊人那里找到推动力……很可能本世纪会在中国找到新的希腊。目前我们已经找到一整套新的价值”。瑞士画家保罗·科力认为绘画上的夸张和变形这一现代绘画的惯用手法，以及象征、意寓甚至抽象的手法实际上学习的是东方的写意语言，是对于东方“象外之意”“弦外之音”美学意蕴及趣味的一种借鉴。在潜移默化中，中华美学精神以一种“变形”的方式渗入了西方艺术的血液中。

现代意识的勃兴

受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国一直被视为现代化改造的“他者”，而事实上，西方在现代意识的勃兴过程中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十分丰厚的滋养。早在西方传教士入华初期，发生在教皇和中国皇帝之间的“礼仪之争”，在意识上已经超越了中国本土宗教化改造的目的，教廷处理中国问题的传统思维模式与耶稣会对儒家解释的新模式之间的冲突已经有了现代意识的痕迹。

17世纪和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七百多部作品，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思想构成了西方现代意识萌芽不可忽视的因素，并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新的价值观念的诞生。基于这一价值观念而催生的启蒙运动对旧传统的彻底批判孕育了西方现代主义的理性传统，并最终促进了西方现代意识的兴起。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高度褒扬了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理性，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样板。到了康德那里，这种基于理性的新价值观念被应用于对文化社会现象的批判，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由此开始进入理论成熟阶段。黑格尔和韦伯用“中国”反衬西方文明过程中所运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已经颇富现代气息。

19世纪20年代，老庄思想进入了欧洲，其影响最初发生在文学和艺术圈内，后来逐渐扩展到整个思想界。海德格尔在做“论真理的本质”演讲时很明显吸收了老子“知其白，守其黑”和庄子“鱼之乐”的思想，而老庄思想对于他整个思想的转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其《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所向往的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和谐与老庄“自然而然”的精神崇尚形成了深度共鸣，体现了其对于西方精神的批判姿态，并激活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基因，对二战之后的世界文化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天下观念的回响

中华文化中所独有的达及四海的天下观并不是十分明晰的地理概念，而是充满丰富历史想象力的文化空间观。《尚书·大禹谟》和《山海经》中都已经有明确的海内、海隅和海外的表述。中国古人通过“四海”观念来观照天下、认识世界，立足“海内”，关注“海外”，形成了中国文化中所独有的国家观和世界观。这种国家观和世界观是在特定地理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独特的文明观，是一种可以“协和万邦”的文明标准，展示了“天下共治”“和谐共生”的美好图景。基于这样的天下观，“天下”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理解世界、人民、事物和文化的重要基础。

无论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还是郑和下西洋，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中国的天下观都伴着东学西渐有所流布，但近现代以来，因为国势衰落，基于文化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和经济的落差等因素而催生的西方文明中心论和中西文明冲突论风靡全球，中华文化的天下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更像是一种毫无现实回响的乌托邦。

令人欣喜的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时期，世界范围内已经涌起了新的一波东学西渐的浪潮。无论是以惠及世界为目标的“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期许，都必将在中华文化天下观“成己成人”“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大前提下，以“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的天下愿景，理性回应并逐渐消除中西不同发展道路交汇时所产生的“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