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血脉与力量之源
——《北上》中的大运河
黄悦、朱迪
徐则臣于2018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北上》讲述了百年前中国时局风雨飘摇之际，意大利旅行冒险家保罗·迪马克（小波罗）为寻找被征入英法联军来到中国的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义在原造船厂翻译谢平遥、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等中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陪同下，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并在此期间探索运河沿岸市镇的各异文化、反思国家民族的兴亡前途、寻觅自身的乡根本源。虽然一行人在后来因小波罗的离世而各自分散，但冥冥中的命运感召使他们的后辈在百年之后又因为这条运河而重新相聚，一同挖掘历史长河中先辈们的故事。讲述这个涵盖中外，绵延百年的庞大故事充分体现了徐则臣从描摹个体命运到书写民族史诗的野心，而如何使得这些原本相隔万里、后来又各自东西的人物之间建立起紧密的联系，则体现出作家驾驭复杂题材的思想深度和叙事功力。
从小说叙事的角度来说，如何串联上这跨越百年的前因后果，如何铺叙好不同时代中国大地上的波谲景象，如何挖掘出历史故事内在的灵魂并赋予其现代意义却并不容易，《北上》以其独特的故事讲述方式回答了这三个问题。在这次的创作中，大运河，仿佛一条跨越文化的血脉之流，将不同肤色、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联系在了一起，使得这段深藏于历史纵深背景之中的故事充满魅力。不同于之前立足于现实对于当代青年的心态感同身受式的书写，作为一个对小说叙事充满探索精神的作家，徐则臣这次要讲的显然是一个大故事，故事之大，并不仅仅是就体量而言，而是故事的丰富性和其背后的时代关怀的全面升级，更是对一种通往复杂性叙事的探险与开拓。小说中无论是对故事复杂化的多维度诠释，还是对故事完整度的重新定义，都展现出了故事的力量，为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方向。
一、大运河：故事的血脉
卡尔维诺曾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中说到，现当代小说的故事讲述正在逐渐朝着百科全书的模式发展，并逐步成为一种求知方法，一种将世界上各种事件、人物和环境联系起来的关系网。而在这样的小说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北上》作为一部以“揭露中华民族秘史”为目的的史诗之作，建立怎样的线索显得至关重要。
这种细节和宏大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史诗性的作品必须处理的内在张力：面对人文主义地理现实，华人学者段义孚曾经说过，“规模的一端是地方和社群，另一端是世界和世界主义。前者（地方和社群）产生强烈的共同体自我意识和‘我们与他们’的心态，在历史上，这往往会导致冲突。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它促进了共同体内的睦邻友好，整体上弘扬了文化的多样性，因为每个共同体都可能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惯。”这一让人文主义地理学感到困惑的张力，在小说家徐则臣的笔下，则成了穿针引线的动力。穿梭于中外有别、新旧冲突的时代语境中的人物，成了宏大且繁复的史诗式故事的线索，同时增强其叙述表达效果、暗示其藏在人物背后的作者态度，将瞬息变幻的运河变迁史和中华民族的百年发展史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出故事的力量。因此，就一部追求“史诗性”，讲述“大故事”的小说而言，建构故事血脉的关键就在于这种隐微的细节和宏大的架构之间的配合与平衡。
（一）细节的串联
作者徐则臣对故事史诗感的追求，首先体现于作品中对于复杂化细节的精心编排和对于意象象征的串联式运用。贯穿于《北上》虚构情节大背景之中的是写实且具象的细节，徐则臣为了这些细节的建构，“走遍了运河沿线所有城市，翻阅了几乎所有关于运河的研究著作，遍访各地运河研究专家和生活在运河沿线许多城市的市民百姓”，花费将近4年的时间进行创作准备，这才使得故事更具现实非虚构之上的真实的力量。
在《北上》的故事里有许多穿插于始终的意象细节，其典型代表当属小波罗在重伤不治后遗留给众人的小物件。这些看似随意分配的物件其实各具深意，它们不仅承担着极强的历史价值，还贯通着整个故事的前后发展，古今时间的交替轮转，连结着祖辈与后辈之间血脉传承，可以说是紧紧扣住了故事人物与京杭大运河的冥冥命运，同时起到了线索性作用和纽带性作用。这个自1900年开始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跨越百年而形不散、气不尽，不得不说有这些作者有意为之的复杂化意象的功劳。小说中，身为知识分子的谢平遥从小波罗那儿留下了与运河之行有关的书籍资料和记事本；百年之后，谢望和带着父亲的嘱托和拍摄纪录片《大河谭》的文化使命回到运河边上，一路探访运河更为深层的资料和文化蕴藉。半路入队的孙过程拿走了小波罗的柯达相机；百年之后，孙宴临重拾摄影，再次将镜头对准了运河上的人与事。踏实本分的随仆邵常来得到了罗盘，机缘巧合下成为船民；从此世世代代靠河吃饭，罗盘也成为了传家之宝。二徒弟周义彦不忘学习以立本，从小波罗那儿顺走了满是意文的日记本；百年之后，周家后人有了学习意大利语的祖训。弟弟马福德作为小波罗此行的真正目的，则从小波罗处获得了一段连他自己都不知情的寻亲之旅；虽然已经决定在中国扎根，但他还是为自己的孙女起名马思意，“思意”二字承载了多少内心的纠结与故土的呼唤也许只有他自己明白。这种细节的前后关联是细微的，暗示是隐秘的，追溯的时光是遥远的，五家人的命运被这些小物件牵引着走到一块，并在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下跨越百年而重逢相聚，这其实都是背后那看似随机排布的细节在暗暗串联着隐喻、积蓄着力量。《北上》就是以细节渐进联结的方式让大容量的故事转换自如却不显跳脱，让读者被情感所浸润而逐渐相信故事所传递的价值。
（二）结构的开拓
早在《北上》创作之前，作者徐则臣便已开始了对小说叙事新模式的探索。比如，在其代表作《耶路撒冷》中，徐则臣创造性地采用了蛛网式地叙事结构，在整体叙事中不时穿插进“专栏”这样的特殊形式进行补充或并置,让不同人物的轨迹产生交叉,从而形成蛛网般的关系链条;在其另一部小说《王城如海》中，他又运用双线并行的叙事模式，在小说的正常情节叙述过程中穿插进话剧《城市启示录》的情节,形成两种文体、两条故事线相互交织缠绕的文章风格。而《北上》则是在此前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完整性与过程性的要求，呈现出复杂的大跨度、片段式叙事特点。
在一般的传统长篇小说中，叙述时间跨度大、叙述空间范围广、叙述对象人生相对完整是其区别于短篇小说的最大特点，更何况本身就是囊括历史万象的史诗小说。但《北上》却打破了传统文学对长篇小说“完整度”、“线性铺叙”的惯例要求，抹去了故事完成度与故事完整度之间的等号，运用短篇小说的叙事手法，选择性地截取时间的两端、人生的几面、生活的边角，由“点”入手，在时空模糊化、结尾突兀化的背景下进行故事叙述。其中，每个“点”代表重要人物的冲突矛盾或故事情节的精彩片段，这些点由运河这一主干线索串连起来，通过点与点之间的碰撞交织，使故事与人物更加饱满，运河形象及其历史文化意蕴更加深入人心。文中作者选择了二十世纪初京杭大运河停运和二十一世纪初京杭大运河申遗这两个运河命运转折的时间点，挑出五个与运河产生过联系的中国家庭，写下七个相对独立却在最终因大运河而汇聚的故事。所有故事在呈现时都是非全景式的,也不具备完整性。比如，在二十世纪初围绕小波罗展开的北上故事中，这个举止奇异的意大利人自带一身神秘气息空降在中国的土地上，看似有模有样地考察运河周边的风土人情，实际无人知晓他北上的真正目的，而聚拢在他身边的多数人更是连来路归处都仅有寥寥数笔，可见人物与主线产生交集之前和之后的命途际遇被作者刻意地隐去了；又比如，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谢家的故事中,谢家后代谢望和自开场起便是一个拥有成熟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他直接以纪录片制作者的身份切入,并围绕着筹备拍摄纪录片《大河谭》这个中心任务开始讲述现代的运河故事,小说中同样没有对他的成长经历或纪录片的最终拍摄进行一个全景式的描述，而主要截取了谢望和与运河产生联系的具体人生阶段。诸如这般对每个人物进行片段式呈现,只截取他们生活的一两个侧面,且围绕一个主干设置情节,使整部小说能够在作者选择的故事主题上进行更有效的横向延展，包含更大故事容量的同时，也能够从这几个侧面以小见大地反映出京杭大运河丰厚复杂的文化内涵、中华历史的曲折变幻、沿岸居民命运的沉浮变迁。正因为每一个片段都适当截取了最具典型的形象事件来讲述,且片段前后并非断开而是环环相扣、紧密联通，因此小全文虽为虚构，却在叙述结构的帮衬下拥有丰富的文本阐释性、丰盈充实的文章情节和史诗般全方位的历史文化包容度。
而具体来讲，《北上》故事与人物片段式呈现的写作技巧主要体现在叙事的跨度上，其又可往下细分为跨时空叙事和跨媒介叙事这两个方面。这些叙述手法是极富创新性和文学表达能力的，不仅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拓展了故事叙事复杂化的可能性，还增强了历史的真实性和厚重感。
1.时空的跨度
从跨时间叙事角度看，《北上》的叙事时间是与罗盘晃动的指针同构的，叙述节奏是与运河摇曳的水波同构的，皆由时间的摇摆呈现出跳跃起伏却紧密相依的审美阅读体验。整部小说的故事以一份2014年的考古报告开始，以考古报告中马福德写给意大利亲属的一封信件结尾，连接了这段有关运河历史的始终，虽然后者当属前者的一部分，但因为小说故事的补足使得读者再看到这封信时有了一种人物经历的附加和往昔今日的慨叹。小说故事主要发生在20世纪初（1900年、1901年、1934年）与（2012年、2014年）这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三部九章的时间跳转不仅实现了历史与现实双线模式的故事叙述复杂化，也突出了今昔之对比——20世纪初，此时恰逢清政府全面废止运河漕运，象征着大运河的“废”；21世纪初则为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的反转，则意味着大运河的“兴”，这一废一兴之间，经过了多少世代变迁，都通过时间叙事的复杂化在作者的笔下相互交叉、相互映照，形成了历史与现实在情节设置上的嵌套关系，实现了跨越百年的对话。单纯从表达效果来讲，这样交错布置的故事叙事有利于缩短漫长的时间跨度、缩小宽阔的情节间隔；而从审美感受而言，《北上》对于叙事时间摇摆的把握，又能自然而然地将读者带入一种命运呼应、历史现实神秘相通的文学体验。
至于叙事空间的把握，《北上》采取了将场景由人的活动形式带出并根据人的动态轨迹不断转换的写作手法，其中大场景被设定为京杭大运河，小场景则由不同人物的所见所闻所感变向呈现。通过描述小波罗的运河游历，引出了百年前运河沿岸的烟花柳巷、黑瓦平檐；通过描述孙过程的过往回忆，引出了动乱地区人民真实的生活状况；通过描述谢望和的回乡经历，引出了现今运河的秀丽风光；通过描述邵秉义、邵星池父子的思想矛盾，引出了运河上传统船民生活的日月更替。多个小场景集中于故事的人物本身，延伸于扩充场景的丰富性，使故事依托于运河之上，又超脱于运河之外。同时这样的叙事空间对小说的叙述时间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每每故事中出现空间细节的铺展都会让故事时间的流动接近停止，让故事发展的脚步暂缓,产生了一种在纵向绳索中劈开截面细观的叙述效果，使小说富于张弛有度的美感。
2.媒介的调度
《北上》在叙述过程中频繁地将画面描述方式与小说故事语言相结合，相较于文字的直白描述，隐藏在画面里的故事更需要我们细心品味。作者徐则臣先后多次在文章中穿插摄影后留下的画面，比如，小波罗沿河北上时在船头船尾用相机拍摄下来的运河风光，形象还原出了百年前京杭大运河的真实样貌；在油菜地里为不怕死的犯人留下的珍贵影像，生动展现出在那个尚未打开国门的时期，寻常百姓对西洋事物所持有的近于愚昧的敬畏。又比如，孙宴临在照相机里留下的船民生活状态、运河现今样貌，记录了百年后传统观念与现代思想之冲突、运河兴废之转折。作者之所以要用大量的笔墨进行跨越媒介的“摄影画面叙事”，是为了用画面的瞬间真实来呈现被拍摄的人物当下的思想情绪，呈现历史的严谨与生动，呈现琐碎的运河沿岸风俗民情。就像孙宴临在文中所说，我们可以从照片中挖掘出一条动态的河流、一条河的历史以及千百年来河流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塑造，画面与文字互为补充使小说达到了以故事传递画面、以画面传递情感的目，。除了利用摄影图像来叙事，《北上》中还运用了考古报告、书信、绘画等形式对小说进行跨媒介叙事，这些跨媒介叙事手段的应用都让整部小说呈现出一种真实、严谨的历史厚重感，丰富了小说的故事叙事手段。
二．故事的灵魂
在阅读《北上》时，读者往往能生发出一种仿佛跨越时间亲身经历两次北上游历，并随着运河历史波涛自身情感亦起起伏伏的阅读感受，这样的代入感其实源于作品在叙写过程中对故事内核及其深层意涵的挖掘。而《北上》中所渗透的故事灵魂可以被概括为一种“杂”，或者充满内部张力的“丰富”。
首先是叙述者之“杂”。《北上》在故事展开过程中，多个人物视角及非人化视角并存，并且叙述者不断跳跃转换，既有从角色出发对发生在其自身和身边的人与事进行叙述,又有从外界观察视角出发对大运河周边环境及历史现实进行叙述，同时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作者在故事讲述时先是让我们通过小波罗的眼睛看到了外国人眼中的20世纪初中国多样的社会面貌，以中西方比较的视角来回顾运河历史、学习运河文化；后又让我们通过谢平遥的眼睛看到了清末知识分子眼中朝廷腐朽的样貌、国家动荡的局势，他的北上之旅同时也是中华文明的反思之旅；再通过邵秉义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普通船民心中的大运河，生于斯、长于斯的他早已将运河与自己的血肉融为一体；最后则是通过谢望和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了文艺工作者在文化追求与金钱之间的权衡，他因为拍摄工作的需要而回归运河，又因为运河的感召而卸下防备，决心让历史逆流而上，他的北上之旅同时也是现代国人的寻根之旅与文化返途之旅。这些视角大大小小，就像是游船内的人透过窗缝向外探望，有山有水，有行人，有车马，其中总会有些新鲜而陌生的脸孔虽然匆匆掠过，却能印刻在人心中。而人物鲜明的性格也间接表露于其行为、情绪及对待客观事件的感受中，对人物特定的话语、独有的行为直接生动地记录，与视角变化中他人评价间接地补充相辅相成，塑造出了一个个浑圆饱满的人物形象。
除了以故事人物为叙述者进行讲述，作者还设立了客观讲述者来实际地展现事实和宏观地再现场景。从《北上》的某些场景描写和背景铺叙来看，作者或角色主观介入和评价的痕迹几乎是没有的，虽然有时也会从某个人物的视角出发，但往往会超越单个人物正常的视野范围，用近似于摄像机镜头一般白描式、全景式、记录式的语言进行展现。这种对外而不对内的叙述视角更加贴合了总括大运河众生相的目的。另外作者徐则臣作为故事真正的讲述者,虽然没有直接以第一人称视角出现在故事中,但一直掌控着全局,对不同的故事进行裁剪以保证各个片段的呈现相对集中、人物情节的讲述更为精彩,赋予了每个故事不同的历史内涵和意义，表明了自己对笔下人物、事件的态度与评价。
其次是叙述内容之“杂”。《北上》中叙述内容的“杂”大多体现于作者徐则臣对于生活样貌多方面的细节描写。这些描写呈现出如同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一般的民间全景，看似与剧情的主线关系不大，实则通过交集汇聚的写作手法增强了故事的向心力。在小波罗一行过邵伯闸一段，“杂”的魅力被多种感官感受放大了——视觉上是络绎不绝的各色船只、明明暗暗的灯光烛火、三教九流的你来我往，听觉上是船夫的嬉笑怒骂、丝竹的嘈嘈切切、船闸的齿轮吱呀，嗅觉上是炊烟过后的饭香味、妓船散出的脂粉味、水汽上涨的臊臭味。一方河水仿佛浓缩了一整个中国的社会百态，使人看之如身临繁华喧嚣的情境中而不得不惊叹于故事内容所带来的画面感。像这样对世间百态的铺叙在文中还有很多，描写的对象也包揽各个方面，从长鱼面和麻婆豆腐的滋味，到杨柳青年画的技艺和《龙王行雨图》的雕版；从漕帮、义和团的江湖规矩，到清末八国联军入侵的时代背景；从遗失的《己亥杂诗》刻板、沉河的象牙紫檀手杖到“小博物馆”的兴起和运河考古文物的第二轮开采。中国文化的博大杂陈从小处看便现于故事里日常琐碎的吃穿住行，从大处看便现于故事背后历史推进的滔滔长河，而这些由运河见证的或稀松平常或宏观遥阔的故事中，无一不杂含着一个民族、一片土地背后悠长隐秘的历史灵魂，使文章在情节之上更富烟火生气与地方韵味。
三．故事的力量
现今对于传统文化的复苏意识在不断觉醒，想要更好地存续与发展传统文化就必须先搞清楚传统文化对古代有什么意义，对今天有什么意义，对整个中国人的心灵结构和性格形成又有什么意义。而《北上》就在故事中以京杭大运河为例解答了这一时代问题。
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的一个大文化概念，其既承载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内涵，如，历史水利工程遗迹、税关仓储等；又承载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内涵，如，沿岸风土人情、历史文学思想、修建科学技术等，是“活着的”历史结晶。《北上》的写作背景正是京杭大运河申遗时代，那个时候如何保护和复兴运河流域文化，以及以其为代表的一系列大型线性水利遗产，乃至所有标志着中国历史传统的文化基因成为了亟待解决的时代疑难，而《北上》的故事启示了一条解决思路。
就运河本身而言，它的出现是为了贴合中国农耕文明的基本经济诉求——漕运，它的发展是为了满足北方皇帝南巡以巩固国家统治、扩充政治权力的目的，它的陨落源于内河航运的废止以及后代不合理发展造成的环境破坏，它的再度昂首始于今朝对历史的反思守望和新兴发展道路的开拓。文章的结尾处讲到我们必须更加切实有效地审视并唤醒运河，只有当它活起来时，穿梭在水上的先祖的面目才有愈加清晰的希望。其实，以《北上》运河为代表的一批传统文化形象都适用于这个道理，一切繁华靓丽的历史想象都源于踏步向前的行动激情，行动意味着审视、意味着探索、意味着过往的复苏和现今的赋予。
就运河之上的人而言，运河的存在是吃饭的本钱，是理所应当，是无法舍弃分离。船民邵秉义作为邵家最后一位船民，无论是他在儿子结婚时对船家婚俗的坚持、在落寞孤寂时与鸬鹚的惺惺共处、在拜祭祖坟时的动容落泪，还是对祖传罗盘的珍惜、对运河未来的担忧，都不仅仅是代表个人对运河古今命运的慨叹，这其中还蕴藏着深沉的历史象征意味和集体情感的流露。马思意作为一个在运河边住了一辈子的普通人，日夜奔流的运河仿佛成为了她性格的一部分，一样的隐忍坚定，一样的从一始终，它象征着被运河沿岸一类人的生存状态，运河在使他们的生活慢下来的同时，也滋养起他们的善良与淳朴。
就以运河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它们大多是历史环境的“文化公共物品”，《北上》只是以京杭大运河道出了它们的普遍命运——凝结着中国古人的智慧结晶而生，又在岁月的流淌中历经磨难。而在传统文化复苏之声渐起的当下，作者以文载道，意在通过讲好中国的文化故事让所有人明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从大的方面讲是在宏观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的同时，提高警惕并重视对这些文化基因的传承与发展；从小的方面讲是让普通个人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对文化载体产生精神上的联结感和归属感，从而对本民族的文化感到自豪。
《北上》以老练精准的笔法、别出心裁的架构、气势宏大的叙事在故事中浸入光阴的厚度与文字的纵感，揭示出运河中流淌的历史与文化，甚至为令人困惑的时代之问，给出了深沉的回应。英国人菲利普·鲍尔是当今顶级科学刊物《自然》的编辑，在这个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人看来“《马可波罗行纪》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大得令人困惑的陌生之地，这至今仍是许多西方文本的基调，”为了讲述他心目中丰富而博大的中国文化，在屡次探索之后，他也选择了水，作为进入中国文化的密码。在他看来，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旅行者、探险家、诗人、画家、哲学家、官员，他们自己也在努力接受，生活在这样一个由水塑造、被水渗透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这种多向度的探索，在徐则臣的笔下则凝缩为一个跨越百年，涵容中外的大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从大运河的血脉延伸出的毛细血管不断生长，通往文化有机体的角落，串联时空，滋养出真正复杂的大故事。当我们回顾传奇与现实光影交错，机遇与岔路无处不在的现代中国时，唯有这样丰富而宏大的故事，才能表达文化的根脉，承载着整个民族温和而持久的力量。
作者简介：黄悦，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院长、世界汉学中心副主任，教授；朱迪，北京语言大学2019级本科生。该论文以“中国作家公开课”的课堂讨论和课程作业为基础修改而成。
（原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3年2期，“运河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专栏文章，本文为审校前稿，具体以刊文为准。）
《北上》是知名作家徐则臣潜心四年推出的长篇力作。该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进行了新的突破，一经面世便迅速引起热议，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和“2018中国好书”奖。
小说聚焦于历史和当下两条线索，主要讲述了清末一对意大利兄弟--马福德和保罗在中国的不同遭遇，以及五位陪主人公之一的意大利旅行家保罗·迪马克沿运河北上考察的国人因意外分别，其后代因运河而重新相遇的故事。
小说情节呈现出“藕断丝连”的整体感，字句中过往与现实交织，技巧上人称与视角多变，主旨间出逃与回归碰撞。作家徐则臣选择在常规创作中逆流而上，四年磨一剑创作出一篇恢弘史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