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客户端2月16日电】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发展巨变，吸引了全球越来越多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海外学者。他们深入研究传统中国，持续观察当代中国，为中国与世界各文明对话开辟了全新空间。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汉学家们的声音也为充满未知的国际关系注入了温暖的人文力量。

在汉学研究过程中，他们对中国发展有何感受？如何看待中外文明的共通之处和不同之处？如何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近日，知名汉学家、丹麦前驻上海总领事曹伯义与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教授接受东西问客户端采访，就此展开对话。

东西问客户端：这些年，您对中国的发展变化感受如何？

曹伯义：我1976年第一次到中国，与中国交往已长达近半个世纪，是中国这50年变化之中最直接的见证者。（上世纪）70年代初到中国时，已经能感受到那时的中国与我从报道中看到的中国有很大不同。70年代至今，中国的变化更大，且这种变化体现在所有领域。

中国的教育发展和科技成就令人惊讶。我此前赴青岛黄岛区参访了一所普通小学，觉得无论是学习环境，还是教育理念，青岛小学都赶超了丹麦小学。如果用青岛这个千万人口的城市对标600万人口的丹麦，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已经不相上下。

更大的变化可能来自中国西部。30年前，青岛的发展已经不错，但我看到的西部地区还相当贫穷落后。仅仅30年，那里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模样。

在诸多变化中也有一点没有变化，那就是中国人还是中国人。我的意思是，中国人仍保留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文化、思想、品质，以及对生活的态度。

东西问客户端：在文明对话过程中，你们如何用自己的方式向海外讲述中国故事？

曹伯义：这是一个长期工作，毕竟东西方文化差异很大。坦白说，上世纪70年代，西方人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了一部分中国情况，但这些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变化。直到90年代，西方人开始到中国旅行，他们才真正认识中国。我举个自己的例子。过去几十年，我曾八次到访青岛。近20年我没有来过，直到这次再来青岛的巨变让我觉得陌生。青岛这座城市的变化只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有句成语“百闻不如一见”，我会呼吁我的朋友们，一定要亲自到中国走走，去实地看看这个遥远国度真正的样子。

徐宝锋：曹先生的例子代表了很多西方人的认知。就像他提到参访青岛小学，此前很多西方人还以为中国幼儿园和小学的房屋依然破旧，孩子们只知道学习，并不清楚今天中国的孩子拥有如此健康、快乐、自由的童年。

事实上，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方人对中国大部分的认识来自于新闻报道。此外，外国人和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又不一样。像曹先生这样的“中国通”，他们既了解西方文明，又了解中华文明，他们对两种文明之间的相通性有深刻的认知，他们本身就是讲述中国故事“最好的渠道”。所以，我想与更多的汉学家交往，邀请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到中国来，不仅去走访学校，还有工厂、企业，以及老百姓生活的地方。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应是DiscoverChina（探索中国），UnderstandChina（了解中国）andExpressChina（讲述中国）。

东西问客户端：长期以来，西方在报道、介绍中国时似乎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你们如何看待西方塑造出的中国形象？

徐宝锋：在多种因素共同驱使下，西方报道所塑造的“片面的中国”导致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存在误读或偏向性解读，中国海外形象也由此受损。的确，这些报道获得了不少关注，但这并不公正客观。

当代发展中的中国，一定有我们的不足和短板，这无可厚非，但西方媒体欠缺的是新闻报道中最基本的“真实”。中国在几十年间就发展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媒体需要接受中国已然强大的现实。

曹伯义：很多西方媒体对中国存在“歧视”，他们对积极的情况似乎并不感兴趣，只对所谓的“负面消息”情有独钟。我一直特别希望邀请西方记者到中国来，实地报道中国，然后再通过他们的笔写出来。当然这并不容易，毕竟中国那么大。但身为记者，他们难道不应该率先了解真实的情况吗？此外，很多被放大的个别情况并不能代表这个大国的全貌，这一点很重要，不是不可以有负面评价，但起码要客观。

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任何国家都有各自的问题，我们不能只盯中国的不足，西方人应该看到它长期以来的积极变化，逐渐改变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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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客户端：在中外文明交流中，你们发现了哪些文明的共通性？如何看待中外文明的共通和不同？

曹伯义：全人类文明有很多共通性，我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一样的。文化方面，基于东西方历史脉络的不同，我们有不同的思想和期望。这是好事，文化是多元的，因为这些不同，才有了丰富多彩的世界。我很欣赏孔子对这种多元文化的概括：“和而不同”。没有不同也就没有“和”。站在历史的高度，“不同”才是文明进程的“营养”。但最终我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和”，它不仅代表“和平”，更指向“合作”，保留各自的“不同”与合作并不冲突。

徐宝锋：文明的共通性很多，我们一样向善、一样追求富裕、平等、繁荣、自由，我们也一样热爱自然，崇尚和平。但同时，中国人很早就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同则不继。有不同，才有发展和生机。这就像东西方有不同的乐器，但我们可以共同奏出交响乐，形成和声。当代社会，我们努力的方向应是“求同存异”，共同面对气候问题、污染问题、贫困问题，我们要一起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面对疫情后的健康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东西方文明的共通性。然而，在这个共同体当中，我们不应抱着单边主义思维，而应最大程度地尊重不同文明的传统差异。

东西问客户端：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世界的焦点正逐渐转向东方。你们如何看待海外“汉学热”的现象？目前的汉学研究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

曹伯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到中国来，大量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并对中文和汉学产生了浓厚兴趣。2018年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冲突以来，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外加媒体报道的影响，可能一些西方青年学者对中国出现了误读，也由此减少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

但若将这个现象放在我与中国交往的近50年的时间轴中，我认为是短期情况。随着疫情趋缓，各国旅游放开，又会有大批西方人来到中国。他们也会像第一批到访中国的西方人一样，改变他们的“认知误区”。如果西方年轻人看到今天的中国，他们一定会有更积极的看法，从而激发出对汉学研究的兴趣。

徐宝锋：基于此，可能未来五到十年间，全球汉学家的数量会呈现爆发式增长。因为那些真正了解过中国的学者会愈加坚信，中华文明是值得研究的，是值得他们穷其一生的经历去关注的。

这些年，汉学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现在的汉学家已逐渐从关注传统中国转换到更关注当代中国，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这是目前汉学发展的大方向。此外，汉学（Sinology）和中国学（ChinaStudy）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甚至融合。研究传统汉学的前提是必须了解当代中国，否则很难理解传统中国思想的当今价值和意义所在。反过来看，研究当代中国也必须了解传统中国的哲学思想，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发展的深层次动因。“中国”从来不仅是一个国家概念，而是个文明概念，文明内涵才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推动力。（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