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7日，由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及北京高校卓越青年科学家计划“一带一路汉学话语体系研究”项目提供学术支持的汉学访谈《挖掘共同的文化基因》一文刊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第7版。

文章由“世界汉学家口述中文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史”项目组成员、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映锦采访整理。

原文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2年5月27日第7版

挖掘共同的文化基因

柯玛丽

JAKumariPriyankaJayasooriyaMenike，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中文高级讲师。2003年硕士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2015年取得博士学位。2016年在斯里兰卡成立中国研究中心并组织中斯合作交流国际研讨会。2017年至2020年任凯拉尼亚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此外还负责斯里兰卡国家初高中汉语与教学统筹工作，培训本土中文教师，持续推动中国语言文化传播。

我对中国的兴趣起源于中学时的历史课。在课堂上我了解到，晋朝时，中国高僧法显曾经赴斯里兰卡游学；唐朝时，斯里兰卡高僧不空曾经到大唐宣传佛教。中斯之间交往绵延不断。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要掌握中文的想法。我想，如果掌握了这门语言，就能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能更好地了解我的祖国。

我上大学的时候，中文还是相对冷门的专业，斯里兰卡国内也没有系统的汉语教学。1992年，我第一次到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1993年，我回到斯里兰卡，开始在凯拉尼亚大学读本科，是汉语专业首批学生之一。当时我的老师是来自中国、在凯拉尼亚大学读博士的郝唯民。他在这里任教之前，我们只能通过英语学习汉语，郝老师开始用僧伽罗语教我们汉语。我一方面惊讶于中国学者的僧伽罗语如此地道，另一方面，由于郝老师对中斯文化交流史颇有研究，注意对不同文化进行比较，这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虽然斯里兰卡也零星有对中国的研究，但都是基于英语材料，不够全面客观。于是我更坚定了自己的职业目标与研究方向，在当汉语教师的同时，展开了对两国文学的比较研究。

深入学习汉语，我才发现汉语独特的魅力。从结构上来说，汉语的词汇只有一种形式，没有诸如复数、词性、时态等曲折变化，这和僧伽罗语有很大差别。我还发现，文化差异也影响对语言意蕴的理解，很多斯里兰卡学生一开始感觉汉语难学，我觉得是因为同学们缺乏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基本了解。为了使他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能保持学习汉语的兴趣，我在凯拉尼亚大学开设了中国文学课程。同学们不仅可以对中国文学作品进行阅读欣赏，而且能从作品中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化传统、政治制度、社会风俗等，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汉语能力。

我尤其喜爱著名作家巴金的作品。例如，他的小说《家》中描写的“高公馆”是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故事发生在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年代。斯里兰卡也有那样的时代，例如斯里兰卡著名作家马丁·维克拉玛辛诃的小说中，也有和《家》相似的情节。我经常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让学生们讨论，体会汉语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场景。在教学中，我也让同学们尝试把《家》这样的小说改编成戏剧，把文学的语言变为戏剧的台词，让男女同学分别扮演剧中的角色，体会在浓烈明快的语言风格之下，巴金和他的小说所追求的真善美。

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碰撞中，总是伴随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如果让一个斯里兰卡人去写他心目中的中国，或者让一个中国人去写他心目中的斯里兰卡，往往会取决于写作者的个人感受。目前以中斯两国交流合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还很少见，相信随着两国交流合作的不断加深，这样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出现。

现在，斯里兰卡的汉语教学和学习状况与我当学生的时候完全不同了，想通过汉语就业的人也逐渐增多，但是他们实际上还是不太懂中国文化，只能用汉语做简单的交流沟通，如果谈到有深度的话题，他们还是一筹莫展。斯里兰卡关于中国文化的报道，往往也只是提到“春节”“书法”等关键词，没有深入地解释其内涵。从我汉语教学的经验来看，两国人民之间持续稳定的交往，还要持续挖掘我们文化中的共同基因，强化两国人民对文化交往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