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这部小说，也是奇妙的缘分。那时我刚好参加了北京的图书展，碰到了我们伊朗的出版社。他们说麦家不错，人跟作品都很好，推荐我翻译他的《解密》。其实，在这之前，我在中国就看过《解密》的电视剧。我舍不得每天都看，非要忍着，攥起来看个痛快才行。这个翻译的机会像个礼物，惊喜又珍贵。麦家这本书，据说写了11年，被退稿17次，我拿在手里都觉得心里发烫，这要怎么译啊！这本书我专心地译了好几年，我希望把经典译成经典，不辜负他11年的努力，不辜负伊朗读者的期待。翻译期间，我跟麦家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我也不断透过他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他语言传达出的信念与思考和书信中字里行间的气质来勾勒着他的形象，体验着他的心理状态。
我首先是读者，而后才是译者。读者是什么？是与作家共同完成作品的人。译者呢？是让这一可能得以实现的条件。我记得麦家在发布会上说，“直到读者用眼睛去打开书里的世界，这本小说才算完成”——他目标意识很明确。他的书，是为所有可能的读者而写，他心里装着不同文化背景里的人，而且是具体的人。那么，探索的方向就不一样，矛头指向个体命运的构成，指向分析构成个体命运与时代特性的复杂合力；特殊时期的政治与历史事件就成了厚重且透明的背景，托得起故事，又不把他人拒之门外。所以，他的作品有民族个性、有时代性，但没有时空、地域隔膜。在对读者的“邀请”上，他很主动。这也是我在翻译的时候直接感受到的：不是他本人或者出版社邀请我去翻译，而是他的作品开口说话，要求我去翻译。
《解密》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被企鹅经典文库收录，不是偶然的。有种观点认为，麦家流行是因为特勤小说的类型优势，我觉得不尽然。《解密》包括我正在译的《风声》，都不是好莱坞式小说，更不必说我刚译完的《人生海海》。麦家在故事里思考，“悬疑”就是他的思维工具，他用加密去解密，同时也用解密去加密，无论读者补充了怎样的答案，小说都是未完成的。所以，对读者来说，感受到的总是无尽的“抽屉”——这是命运的痛点，也是希望所在，所谓“海海”——就像他在《人生海海》里引罗曼·罗兰说“英雄主义”一样。麦家的魅力在这里。
徐宝锋：相比《解密》《风声》，《人生海海》确实有风格上的转型，虽然延续了悬疑式书写，但写作所触及到的范围不同了，逐渐向乡村、向他自己的童年延伸。这本书在中国非常火，问世不到两年就突破200万册，成了近年中国图书市场难以复制的神话。您觉得它在伊朗的“际遇”如何？
郝麦特：它能再创一个“神话”。《人生海海》这本书，麦家写了5年，动笔之前，他大概有3年没写作。我在翻译的时候，心里总装着他“留白”的这三年。一千多天，他在想什么，在找什么，最后感受到了什么，才能让他把笔伸出“暗箱”，去探访他讳莫如深的东西？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一本小说不管怎么厚，可能总归有点“薄”；但对于译者来说，这本300多页的小说，非凡的厚，因为它要求你把每个字揉碎，萃取汁液，放到作者的生存心路和我自己的文化背景中重新整合。这个过程是作者与译者在相互考验，我需要理解这部作品的书写对麦家本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同时需要知道它会如何触动伊朗人。作为一部“转型”之作，“转型”本身的吸引力只是延续他先前作品受欢迎程度的惯性，但我知道它里面包裹着一个新的马达，它不需要吃老本。麦家用3年做了一个决断，他决意直面道德与命运构成的问题。毋宁说，伊朗的读者也就从那时开始等，要等到我的译本今年出版，才能感受到这个决断的力量。这么多年积蓄起来的期待，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人生海海》涉及到了一个社会心理的基底问题，即道德困境。这方面，伊朗社会或说整个东方社会的感触来得比西方强烈，更容易引起大范围共鸣。小说里的“爷爷”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道德人”，他的性格和行为方式让我感到非常熟悉，他对道德有种赤子之心般的真诚，也因此成了塑造其他人物命运的“看不见的手”。但是道德本身却对他开了玩笑——这并非是说道德有什么过错，而是说道德在不同生存维度上参差的序列存在对抗，真诚到被某一视角上的道德异化的程度，就容易把人生勾连成困境，显露出宿命论的悲剧基调。你无法苛责他的行为，甚至无法同情，但你会去理解，会带着这份理解转入自己的文化背景，比以往更客观地思考些什么。这就是麦家的厉害之处，不声不响地带着读者在中国彼时的社会里游走一圈，又把他们带回自己当下身处的社会。
“面若平湖，心有雷霆”，这是他用来形容林阿姨的，我觉得用在他自己身上，也不为过。这种巨大的张力，体现在“上校”身上，就人物设定来说，他是“太监”甚至是被敌人“蓄养”的“奴”，但他也是“宽恕者”乃至“拯救者”，这是“英雄主义”颇具东方意味的阐释。他最后的疯狂，有不可抗拒的宿命，也有洒脱后的悲悯，总之让你咽不下，一声长叹也吐不出，逼得你不得不沉入思考。我总跟我的学生说，做文学翻译，是件“苦其心志”的事。译了《人生海海》，我倒跟学生说不出来了，“苦”还是太表面了，他连“苦”都不让你说。就这样一部作品，在伊朗不火，是不可能的。不过，伊朗还要等，因为《人生海海》英文版还没翻译出来，我波斯语的先译完了，等着英文版先出。让读者等着，也是蓄力。
徐宝锋：所以，你的《人生海海》会成为英语世界的中介。译者承担了好几条“交通线”的枢纽，不只是商业的、语言文字的，还有文化和审美的，更根本的，或许是心理的、精神的。我读过菲尔多西的《列王纪》，也很喜欢萨迪的《蔷薇园》和哈菲兹的抒情诗，当然还看了不少伊朗电影，例如马基德·马基迪的《小鞋子》，阿斯哈·法哈蒂的《一次别离》和《过往》。去年，他的《一个英雄》还代表伊朗角逐第94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
郝麦特：上个月我刚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忽然觉得一阵熟悉：这个“英雄”非常像《人生海海》里的上校。这两部作品都在讲一个“英雄”的出现和陨落，麦家和阿斯哈.法哈蒂都要把“英雄”和“小人”放在同一个人物的命运上，剥开来给人看。残酷，却又回归到波澜不惊的美。“英雄”是个“道德命题”，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困境中，才有“英雄”出现。所以，“英雄主义”的基调是宿命论的，悲剧性的。与此同时，你在反思之后，能看见命运最终的密码，那如同麦家用解密的方式加密过的：“海海”——波澜壮阔，无边无际，看清了惊涛骇浪的真相，就是一往无前的热爱。英雄主义是逼迫悲剧发出光芒的信念，那种光是悲剧内在的力量，能达到跨文化的审美共情。你去看《一个英雄》，也会像我看《人生海海》一样，内心感受都被对方照得亮亮堂堂。翻译，就是把蜡烛点亮。
徐宝锋：“点亮”之后，不但能看到“重影”，还能看到外面晃动的闪亮波浪，那大概就是比较文学的收获了：不是求同存异，而是相反相成、相得益彰。
郝麦特：这是更有意思的话题。我一边看《一个英雄》，就一边想，把《人生海海》里的“上校”和片子里的“英雄”做个比较，看看两个国家的人是怎么看待这样一种存在状态的“英雄”的。这就是文化心理的比较，它让我们看到“差异”，并且由于在共同关切中的思考，而理解、尊重差异，那么跨文化对话就变得自然了。心态放平，就能看到相反的东西怎么相成，才能有“相得益彰”可言。
《人生海海》里上校的那两只“猫”，是电影里没有的东西，作为一个象征或者隐喻，“猫”都让我很着迷。我不是说这种动物或者它的形象本身，你也知道在波斯的神话或寓言传统里，猫真算不得有脸面的东西。不过，麦家的“猫”，让我看到了更多可能性：它代表的是生活本身，是常识，是日常的世俗生活的自为自足。你可以说这是道德上的洁身自好，不与荒谬的理念同流合污，你也可以说它是不道德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但正因为你知道深陷道德囹圄的上校和被理念利用以致疯狂的人们真正缺乏的是什么，你就更珍惜日常生活与世俗常识的价值。那不是高尚也不是无耻，而是道德之外的另一种东西，人们依靠它可以看清道德困境何以形成的参照物。《人生海海》的主角，不是上校，而是他的猫。我总感觉，这猫有种“天地无仁”的气度，所以上校就是为了它，回了乡下。当然，这还是执著。等他疯了，这份执著就没有了，他也不再认识他的猫，甚至林阿姨教他养猫，他都学不会。但他养蚕，养得无与伦比的好。他真的回归生活了，也就活成了他的猫，自不必再养猫了。
徐宝锋：这样的理解，或许不是大多数波斯语读者能捕捉到的。它需要丰厚的文化背景支持才行。
郝麦特：对。所以，我也经常跟我学生们讲，中国当代小说的确是很“新潮”的，但它都是有根的，这个根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你们不深入到中国的文化深处、它的哲学底子里，是译不好的，你们自己欣赏尚且不过瘾，读者更难品出厚味。翻译从来不只是个语言问题，你得让自己像海一样，才能把人生“海海”的味道译出来。所以，学院里的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教研需要同步壮大；中国文学体量巨大，那么组织翻译协会、激发众多译者的力量，就必不可少；中国当代文学处在上升期，好作家好作品层出不穷，我们国外译者相当需要诸如“经典互译”之类的项目，就像我看到你身后墙上印的那行字“文化互译、沟通世界”，翻译的作用，正是如此。我翻译的《解密》已经再版三次了，我对《人生海海》充满信心，对《风声》也是一样。不仅是麦家，贾平凹、陈忠实这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汇聚起来，逐渐会在伊朗形成一股潮流，因为你们和我们都在努力，为文化传播、为跨文化的心灵对话、为沟通世界而努力。
（徐宝锋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