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2020年9月11日 第12版整版刊发著名汉学家胜雅律与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徐宝锋关于“从中华文明基因看构建后疫情时代的生态文明”的对话文章，着力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全球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问题。
胜雅律
（Harro von Senger）
德国弗莱堡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汉学家。
徐宝锋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1.疫情极大凸显构建生态文明的紧迫性
徐宝锋：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整个世界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许多生产和生活活动都被迫停止，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严重衰退。但与此同时，野生动物被进一步地立法保护，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意识空前加强。人类在后疫情时代会更加充分地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万万不可以没有地球。地球对人类的接纳和包容，地球上多样化生物样态的和谐共生，稳定健康的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至关重要。在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和谐有序的生态文明凸显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我们每个国家、每个企业甚或每个人，无论是在战略决策、发展模式还是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应在后疫情时代做出调整。人类对大自然予取予夺的价值取向必须改变，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的思维方式也应予以必要的反思。
胜雅律：各种危险的病毒大蔓延与人类对环境的破坏有关。开疆辟土是人类引以为傲的文明进展。但近些年，随着人口迅速增长，过去认知的开发正造成难以逆转的破坏。从砍伐森林、开路、采矿到都市化，都迅速破坏万物赖以为生的栖息地。人类一步步入侵，大自然一步步后退。但是，大自然也会反扑。
全球疫情的暴发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对生态的负面影响。为了避免人类继续过度侵入大自然，从而增加人类和不同物种接触的机会，包括许多目前尚不认识的病毒，在后疫情时代构建生态文明更具有紧迫性。要思考我们与大自然互动的模式。人类对大自然予取予求的思维，是应该反省反思的。我们已经从山林里取得许多林木、矿产、动植物资源，但是否可以循环利用资源，而非不断地开发？早在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到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考察时，已经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这种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提醒中国人和全人类，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
2.中国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徐宝锋：中国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是积极有为的，在全面发展经济的背景下，中国一直在努力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这些年来，中国共产党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大计，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且载入了党章和宪法，这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政党中是很少能够做到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必须坚持的“六项原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原则。
从操作层面看，中国政府正在把生态文明建设扎扎实实落在实处。早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到201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经完成了该法的多次修正。2020年2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全面禁止和惩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行为，革除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维护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有效防范重大公共卫生风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这些务实的举措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全面推进建设生态文明的步伐在未来还会加快。
胜雅律：早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就迈开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最初步骤。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于1962年在美国出版的促进环保意识的书《寂静的春天》的5年前，中国国务院在1957年5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暂行纲要》。1973年成立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1978年3月新颁布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由此可见，中国很早就有了初步的气候危机意识。2015年1月1日起施行的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基本理念、公众参与、法律责任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修改。其中，首次将生态保护红线写入法律。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第一次在党章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
3.改造物质世界的同时一定要保护物质世界
徐宝锋：可以看出，生态文明的理念一直是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相伴随的。新中国从建立伊始就有非常明确的环境保护意识。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一些错位和失误的地方，但是在总的发展方向上一直是值得乐观看待的。可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华文明一直蕴含着一种生态和谐的基因，这一基因在中国的社会治理中一直或隐或显地发挥着作用。
您是国际上研究《道德经》的知名学者，对于这一基因应该比较了解，因为您在许多场合阐述过中国道家的生态文明理念。在以《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思想里，宇宙是一个遵循自然原则而生长发展的整体，“人”“地”“天”“道”都有着其顺应自然生长发展的规律。在这样一个有层次性的宇宙整体中，人处于“人、地、天、道”的底端，而道则处于顶端。世间万物皆由“道生之，德畜之”，万物都是“道”与“德”的分化，但是“道法自然”。在这里，“自然”作为老子哲学的基本精神，已经被道家看作是天地万物放任生长的最完美状态，是世间万物可以并行而不悖的规律。“道法自然”是中国传统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文明基因。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曾经有过非常迫切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发展要求，也曾在发展政策上过于偏重经济指标，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破坏。但总的来看，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一直保持了一种宇宙间万物自然发展的宏观思维，且在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节点都做出了必要的、适时性的调整。恰是因为中国文明中所蕴含的这种“自然”生态文明基因，我认为在中国不会出现生态危机，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应该不会是以过度的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的。
胜雅律：老子的《道德经》第二章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生态文明的口号是对生态危机的反应。先有生态危机，然后才出现生态文明的口号。面对生态危机，中国颁布了不少环保法规，设立了环保机构，也参加了有关国际公约。但是，中国环保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并没有达到理想状态。中国政府发现了这个问题。特别近些年来，中央政府大力推进各种各样的保护环境的措施。譬如，评估地方干部的成绩也要考虑到他们是否采取有效的环境保护措施。
西方富有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很有吸引力，人们都在追求这种生活方式。不过，它是否有持续性，是否能够长久地维持，真的是一个值得借鉴的生活模式？在西方，有些人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中国应该更有资格批评西方的剥削自然资源的生活方式。
徐宝锋：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是大河文明；西方文明是商业文明，是海洋文明。两种文明对于自然的态度是迥然有异的。在中国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中国人认为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经济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一直秉持的是“天人合一”的发展理念，一直在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例如在《礼记·月令》中，按照一年12个月的时令，明确规定“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季春之月”“孟夏之月”“仲夏之月”“季夏之月”“年中祭祀”“孟秋之月”“仲秋之月”“季秋之月”“孟冬之月”“仲冬之月”“季冬之月”。中国历代统治者在祭祀礼仪、职务、法令、禁令等方面都遵循自然。政令的颁布和实施以自然规律为依据，旨在有益于生产的发展和正常的进行。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内，世界被中国古人描绘为一个多层次的结构，而人只是这个多层次结构中最低的一个层次，因此人必须时刻戒惕小心、谨慎克制。
从这种意义上讲，“天人合一”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且是一种类似我们现在所谈及的生态文明状态。从孔子开始，到汉朝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再到宋朝程朱理学的天理之说，“天人合一”哲学构建起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已经内化为一种天人合德思想，强调从效仿天地之道入手，将天地之道内化为人德，而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人合一”的思想无论在古代还是在中国当代的社会治理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指导性作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他在多种场合都肯定性地提及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并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与“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一起作为阐释中国和平发展基因的“四观”之一。中国正在全面推进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下，“一带一路”必将是一条生态文明之路，中国也必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引领者。
胜雅律：犹太经典《旧约》两千年来支配着西方世界观，《旧约》中上帝告诉人类要“征服地球”。这种把地球认为是人的征服对象的教条在全球影响很深。如果人类社会要在后疫情时代构建生态文明，就不应该坚持这种地球是人类征服对象的教条，而应该代之以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正确思想。人可以改造物质世界，但是同时一定也要强调保护物质世界。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代表着中国智慧，中国有资格引领世界走生态文明的道路。不过光喊“天人合一”这种口号不行，必须把“天人合一”这种生态文明口号付诸实践，中国有资格给全球展示如何以具体行动贯彻执行这一口号。
4.避免现代西方穷尽欲望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
徐宝锋：人类文明的发展经历了狩猎文明、采集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对于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农耕文明阶段，经济主要由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部门构成，人们依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原料和人的体力，垦荒和水利应该是人类最主要的改变自然生态的形式，这种生态改变具有十分显著的区域化特征，很难形成大区域的生态影响，更不可能在全球的范围内形成生态环境的改变。进入工业时代之后，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减少，用能源代替体力，依靠技术和机器从事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蒸汽机的发明增大了工业类气体的排放，人类对于生态的影响从陆地拓展到了空间，从局部区域扩展到更大范围。因为工业发展的需要，矿山开采相对于农耕时代的总量更大，冶炼工厂的大量出现加大了污染气体的排放，化工企业的大规模增加对于水质和土壤直接造成了短期内不可逆转的污染。生态问题逐渐变成了全球性问题。到了后工业时代，人们开始更多依赖于信息化技术，致力于发展服务业，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诸多新兴工业的发展，过去几千年人类“不可理解、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转化为“可应对的挑战”。我们必须警惕的是，当后工业时代人类的自由意志被放大，生态危机会进一步加大，会以基于生命能量的生化危机、基于核力量的宇宙危机和基于基因技术的伦理危机等形式呈现。后疫情时代应该是一个全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在这个全新的时代里，生态文明不应该是对农耕文明的回溯，也绝不应该仅仅是对工业文明的改良，不应仅仅考虑自然生态，建设单纯的“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也应当考察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各种复杂问题，在更加广义的社会生态层面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和谐、道德水平的提升、法律的完善、社会的平等。
胜雅律：某些科学家认为，地球已进入新地质时代——“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 Era），并指出20世纪中叶是“人类世”的起点。20世纪中叶，人口快速增长，工业化消耗了更多的自然资源，并产生了更多的温室气体，标志着人类对地球物种的影响“大加速”。人类活动已经对地球气候和环境产生了主导影响，甚至可能改变地球的演化。“人类世”的一个特点是，现代人集体默认以预支未来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以超出实际需要的方式享受生活。谁能够使人类避免继续这样走下去？中国有一句话叫“旁观者清”。中国是西方文明的旁观者。我希望中国能够避免西方所谓现代化的、消费主义的、穷尽一切欲望的生活方式，用中国的智慧引导人类走一条比较低调的、有利于生态文明的道路。人类应在中国的影响下迅速厘清思路，矫正观念，更加准确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乃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进而确立科学自觉的生态意识。时间已经不多了！“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徐宝锋：我比较乐观。在即将到来的生态文明时代，“人类世”应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要全社会都能匡正社会发展的思路，矫正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把环境问题、生态安全问题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福祉和未来存续的高度来认识，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还是充满光辉灿烂的前景的。“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一旦人类能够管控分歧，控制欲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这个蔚蓝的星球，未来的时代应该是一个基于生态文明的和谐发展时代、幸福快乐时代、自由开放时代。
（徐宝锋，系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胜雅律，系德国弗莱堡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汉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