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国际论坛对话】

特邀对话嘉宾

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知名社会学家，是最早提出“全球化”的三位学者之一。英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德国波恩大学“法学文化”凯特汉堡高级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徐宝锋：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化译研网国家工程负责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抗疫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特色

徐宝锋：中国全国范围内降低了防疫等级，实现了复工、复产和复学，取得了防控疫情的重大战略成果。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政府这些年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懈努力。

阿尔布劳：中国抗疫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国家治理的自身特色。我要指出，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自己的治理问题，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是中国所特有。相比之下，在意识到疫情暴发后，中国治理的优秀一面很快得到证明。不到10天，中国就在武汉建成了一所医院，令世界为之惊叹。为遏制新冠病毒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证明了中国人民在支持国家事业时的非凡纪律和勇气。

在西方学术思想中，“治理”的含意模糊不清。近年来，中国将其带出学术性讨论，带入公共论述的中心。在这个社会中，人们能够追求自身价值，分享他们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愿望。过去数年中，中国将原创思想和实践创新注入“治理”这个旧概念中，使其重获新生。基于文化、意识和实践，中国形成自己独特的方法，让“治理”成为一个活力四射的概念。

徐宝锋：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抗疫合作，在积极配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同时，向许多国家提供医疗物资援助、派遣医疗队、举办双边和多边治疗经验视频交流会议，提出加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合作的倡议。中国呼吁改善全球治理，不断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治理的改善，这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阿尔布劳：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中国走上了一条不断提高自己在国际组织中参与度的道路。例如，中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现在已成为派出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员最多的国家。这些年来，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全球治理。

多边主义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

徐宝锋：20世纪90年代，您写了《全球时代：超越现代性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一书，由此奠定了您在全球化研究领域的先锋地位。

阿尔布劳：世界正从现代时代过渡到全球时代。现代性被全球性取代，导致国家、政府、文化和社区等诸多领域都出现了一种非中心化现象。因此，有必要对有关制度及其相关理论予以重建。无论现代主义者还是后现代主义者，在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中都未能认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用全球时代来代替全球化，作为对当前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称呼，会更妥帖些。要理解历史性变迁的划时代性，需要有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这本书即是从新的理论框架理解问题的一种尝试。

徐宝锋：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一直是推动者。全球化不是以某一个国家为中心，全球化建立在多边主义的基石上。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不断加深对全球化的认识，让全球化的成果造福国际社会。但近年来，出现了逆全球化的势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质疑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您如何解释全球化出现的问题和全球化的前景？

阿尔布劳：多边主义一直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原则。这次疫情的全球蔓延凸显了全球治理的不得力。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仍将是后疫情时代的大趋势。只有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全球性问题，共创人类共同的未来。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全球性挑战。当然，全球化也面临着新情况，需要升级。

徐宝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其坚持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立场是一致的。您对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如何评估？

阿尔布劳：“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的，现在中国已经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有时候，人们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与当今世界的许多多边机构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正确，它导致人们无法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包容性的发展战略，而诸多多边机构则是基于规则的服务机构。

多边机构属于成员制，有具体的合作框架，既覆盖各类合作行动，又包括各类规章制度，用于管理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东盟、石油输出国组织、欧盟等机构都属于此类范畴，联合国当然是最大的多边机构。

在西方民粹主义政客眼中，与本国机构相比，多边机构更应该受到批评。这是因为，多边机构与全球经济秩序密切相关，后者允许公司进行跨国界自由贸易。可以说多边机构支撑了经济全球化，由此民粹主义对多边主义更怀有敌意了。

“一带一路”倡议是包容性发展战略，它的生命力已经显现出来。“一带一路”契合了当代需求，使合作伙伴将分歧放在一边，并达成互利。它不同于乌托邦式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我本人称之为“务实普遍主义”的观念，即所有人保留各自珍视的价值，同时为共同的利益作出贡献。

从“务实普遍主义”角度来看，全球治理不再是各种机构组成的框架，而是多个项目组成的网络，致力于确保人类在地球上的未来。在后疫情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景会更好。

中国正在发展和完善促进国际合作的全球治理方法

徐宝锋：中国一直坚持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理念，中国政府不对外输出某种主义，也不用本国意识形态去改变别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中国的改革红利和发展成果是可以全球共享的。

阿尔布劳：我认为，中国正在发展和完善一种全球治理方法，其有别于传统的西方观点，并为国际合作带来新的可能性。迄今为止，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不夹带意识形态等先决条件。事实上，希腊、意大利和波兰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与中国并不相同，但均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务实观点驱动了很多国家对“一带一路”合作的参与，同样也启发了这些国家。

但在国家治理问题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回应更多是由意识形态驱动的。这不难理解，在西方国家眼中，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是由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决定的，因此他们反对中国的国家治理思想。

事实上，中国的国家治理不仅采纳了治理、民主和公平等古代西方思想，也融合了价值、责任和诚信等现代思维，西方认为这为其带来了巨大挑战。在长期实践中，中国创造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新形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吸收了中国文化的营养。正如我在《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治理理论》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汇集了中国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各类理论思想的先进性，它构成了中国治理的基础。

西方认为受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挑战，他们本应该以同样先进的治理方式予以应对。但西方部分人却付诸专制、独裁和威权等口号，这还仅是部分西方媒体日常冒犯中国的言论中的一部分。

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自身特色，超越了自由民主等传统概念，不应简单地将其与西方代议制进行比较。在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治理应被视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

内容：《光明日报》2020年5月27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