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的《世界汉学研究》（第一辑）。

北京语言大学校长刘利为《世界汉学研究》作序时提到，汉学是融通中西的重要学术桥梁，汉学家是推动中华文化与世界各国文明互鉴互学、相亲相习的文化先导，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灯塔和路基。为进一步加强汉学研究对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学术导向作用，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出版了《世界汉学研究》，旨在联通全球汉学资源，充分彰显汉学家在学术研究和智库方面的影响力。

《世界汉学研究》将把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为重要的学术方针，秉持开放的立场和原则，致力于对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汉学解读。

如何通过新型合作体系重建全球秩序

作者：【阿根廷】吉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

译者：安宇

20世纪末，人们已经意识到，一个经济体、一个国家，不可能牺牲世界安全而自顾周全。鉴于此，安全问题、人类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广为讨论，成为全球议题。这是有史以来践行多边主义、达成基本共识的结果，由此上述概念方可相互关联。①

迄今为止，这几个概念似乎相互独立、互不相关，从而我们能够处理发展等重要问题。但处理问题不应仅采取传统方式，从经济角度出发，还应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等衡量指标，否则便会遗漏问题的基本方面。事实上，单独的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发展，这已成为学术共识。为了理解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展的概念，学术讨论必须要促进对这一概念的全面理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人类发展的概念是对发展的多维度构想，因此需要赋予其政治层面的含义。1987年,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在于环境方面，即是一维的。该报告的中心思想强调，倘若我们所生存的星球遭到毁坏，人类便不会实现发展，因此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同样，如今我们可能会实现经济增长，但倘若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无法将增长结果均等分配，实现发展便将愈发困难。因此，如今经济全球化虽然受到质疑，但其必须开放包容、有所裨益、分配均衡、利益共享，从而惠及所有国家，为人们创造更为舒适的生活。面对此势不可当的历史进程，当今的逆全球化势力十分被动，而这一历史进程需要各国携手维护。

然而，要在此方面达成共识，必须披荆斩棘，而中国正处于核心位置。具体而言：当今世界就“中国威胁”展开辩论，耐人寻味。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所处的东方，其现行价值观与西方国家所持有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产生分歧，并且东方在其价值观的指导下，迅速降低了其贫困程度。

对此的基本观点与自由制度的性质有关，特别是在西半球北部，这种制度无法对人民需求做出满意答复，从而导致某种“反革命”框架之内出现新领导者倡导旧思想的现象，并逐渐盛行。例如，欧洲的民主、资本主义和一体化模式，似乎与新兴的复杂事物（欧洲出现的城市网络、银行家、恐怖分子和移民）不协调。

在冷战中期，由于迫切需要体制和政治重组，欧洲国家建立了新的政治政党机构，而社会崛起是欧洲人民持有的共同价值观。但西方政党却把民主变成了一种制度工具，笔者对此深表担忧，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公民参与的空间很小，基本决定是由非民选机构（如中央银行、宪法法院和欧盟委员会）做出的。

我们今天亦是如此：多边主义支持者必须证明国际合作为何势在必行。尤其是中国，因为通过人际交流促进共同繁荣、改善贸易流动、增加货币流通正是当今世界所需。毕竟，促进合作和信任的最佳方式，是确保其能为有关各方均带来明显裨益。归根结底，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家，若拥有一个相对庞大的盟友群体，便能够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其提倡的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计划。

多边主义在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根本作用。“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于1987年提出，随后产生了有关如何构建更美好社会的辩论。起初这一概念包含环境因素，1992年于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又增加了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可持续发展概念比人类发展概念更为成功，因其将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方面和谐统一。鉴于此，全球体制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必须针对正在发展的新型多边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进行变革。

这些体制能否存续，取决于变革的成功程度，更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国家间合作是实现此发展所必需的。鉴于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显然无法找到单一国家解决方案，而多边主义正面临诸多问题，如南北发展不均衡、贫困、饥饿、数字鸿沟等。习近平主席提出：“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正在由“理念”向“行动”转变。②

从严格的经济角度出发，政府有义务进行合作，在不增加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情况下，减少人们对规则性贸易制度的不满，降低贸易成本、解决争端。若非如此，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已经面临着太多问题的世界经济将遭到进一步破坏。除此以外，促进合作有助于在金融监管改革、国际税收、限制跨境逃税、减少腐败等方面扩大经济一体化的裨益，并可巩固全球金融保护网络，从而各国不必为抵御外部冲击而进行自保。

为此，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日益广泛的合作，引人注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认可。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一带一路”倡议其实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为其参与国提供了巨大的合作平台，以实现共同发展、获得共同利益。

在中国政府看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将各国的观点和命运相关联。中国宣传“人类命运共同体”时，提到这一概念于2011年由国务院新闻办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中首次提出。白皮书指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2012年，十八大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阐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并于2017年在瑞士日内瓦就此发表主旨演讲，虽历时许久，但最终得到了回应，经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随后又被安全理事会、人权理事会、第72届联合国大会负责裁军和国际安全事务的第一委员会等载入相关决议。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35条载明：“中国的前途是同世界的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9年7月发表的《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便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

不过，上述倡议与当今事实之间存在实质矛盾。当今世界背景下，各国不断增加军事预算，提高其安全水平，并面临着潜在极度紧张的局势，如与日俱增的逆全球化、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总而言之，随着国防需求的增长和维和行动的不断增加，更多的资金用于防止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从而这些政策必不可少。有悖于多边主义和开放透明自由市场的事件，阻碍了旨在改善全球治理的政策体系，却再次证明世界需要达成共识，并需重新调整多边合作空间，从而这一议题才不会毫无意义。

这就是中国如今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的原因。中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致力于结束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提出用合作“双赢”来取代霸权，言外之意是世界各国需要进行分享。中国以一种新的方式引导权力的使用，也带来了新的责任，超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问题和地缘政治。

注释

①  2005年，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报告中写道：“没有发展我们就无法享有安全，没有安全我们就无法享有发展；而如果不尊重人权，这二者我们都无法拥有。”

②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团团长马朝旭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期间，代表140个国家发出呼吁：保护人权，构建全人类命运共同体。该呼吁产生了强烈政治反响，我们是与会成员之一。

③ 2018年3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宪法序言部分。

作者简介

吉斯塔沃·亚历杭德罗·吉拉多

Gustavo Alejandro Girado

阿根廷拉努斯国立大学(UNLa)当代中国研究专业研究生院院长，拉马坦萨国立大学（UNLaM）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BA)教授、研究员，获得数项国家荣誉和一项联合国荣誉，曾担任国家经济、外交和农业部Okita II项目（阿根廷-日本协定）顾问、经济部 IDB亚太、中国和阿根廷项目协调员，国家外贸委员会(CNCE)研究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