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文章选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世界汉学通讯》（2020年3月30日 第一期）。
《世界汉学通讯》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关注并分析国内外汉学与文化发展、就世界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文化热点展开讨论，对民心相通背景下的国际格局及国家治理相关话题展开深度分析，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所学，世界所享
作者：[美国]龙安志（Laurence Brahm）
在中文中，“危机”一词包含两个汉字： “危”代表“危险”，“ 机 ”代表机会。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对每一次危机和挑战都做出了回应。他们团结一心、共同应对，战胜了每次危机中的“危”。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每次危机都转化成了“机”，实现重建、增长和进一步发展。
2002-2003年的非典危机期间，中国领导层迅速反应，仅用时7天7夜就为1000名患者建设了一所专门医院，用时之短令人瞩目。中国如此果决的应对震惊了世界。非典危机促使中国彻底升级了国家卫生系统，改善了卫生保健工作，提高了公众对个人卫生的重视。现在，个人卫生已成为公共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此外，非典危机为中国提供了有效应对此类危机的经验。
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次新冠疫情是非典的重演。我曾经历过非典，知道中国政府领导人有经验，中国人民有决心、有能力解决这次危机。我的第一印象是中国能迅速控制疫情并结束危机。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的传播，我开始意识到这次疫情规模更大，情况更危急，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来控制局势。中国面临的挑战不仅是防止病毒扩散影响中国人民，这次危机是个全球性挑战，只有中国才能代表世界予以应对。随着管控措施启动，我开始回想起不到二十年前我们抗击非典的年代。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时，我在昆明和杨丽萍一起为她的“云南映象”歌舞集进行第一次带妆彩排。作为电影导演，我要录制那次演出。彩排后，有关部门告诉我们，由于非典疫情，必须中止其余彩排。当时我们都很失望，但都明白情况严重。杨丽萍回到大理，我回到北京和家人在一起，渡过了整个危机。
当时王岐山回到北京当市长，我知道这是一件好事。每天他都定期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媒体全面透明地通报情况。无论危机多严重，这种透明度和与公众的定期交流非常重要，能够实现团结与协作，让人们为了共同事业奋斗。
我看到，中国领导层应对此次新冠疫情时采取了同样方法，这种方法再次起效了。想象一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团结一致克服一个挑战。没有政府问责机制，没有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日常直接沟通，没有每天来敲门的隔壁居委会工作人员，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一种巨大的、共同的努力。我相信中国现在有能力果断应对危机，这源于他们从应对各种挑战中所汲取的经验，包括非典，也包括多年来经济开放和社会转型中其他许多不同形式的挑战。
2002-2003年，非典改变了所有在中国的人。在过去，人们担心经济和商业。大家奋勇争先，却忘记了许多其他事情。我记得，过去垃圾被扔到街上，没有真正的垃圾收集系统，人们也不习惯勤洗手。在汹涌向前的大潮中，人们忽视了很多简单的事情。
非典让每个人都停下来喘口气。城市污水、垃圾收集以及饭店和厨房清洁管理系统已成为新常态。人们都开始勤洗手，厕所也被视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但是，我们仍急于向前猛冲。相较于环境、医疗保健等领域，公路、铁路、互联互通等人们需要的“硬设施”得到了大量优先投资。医院人满为患，医生过度操劳。
这些领域同样需要改革和升级，一如那些核心基础设施领域早年得到的投资和重视一样。这是“软设施”，但与“硬设施“同样重要。
新冠病毒让上述“软设施“成为新焦点。我确定，今年春天晚些时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代表们将提出很多健康和医疗改革的建议。这些领域需要引起重视，我相信也一定会得到重视。我也相信，中国会把5G通信等新技术与上述领域紧密聚合起来。无论美国是否停止5G建设，我都可以肯定，中国将把这项技术运用到内部医疗和环境系统中，未来十年中国在这些领域将比美国发展得更快。
当然，中国能够克服新冠疫情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在我这个年纪，我已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工作多年，经历过许多危机。我可以充满信心地说出这句话：每次危机都会产生新的决心。
是的，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会很低，可能仅为1％，第二季度可能也不太好。但是请等一等，等这场危机过去后就会出现增长和转型，政府将出台发展医疗保健和环保的新财政计划，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
当前新冠疫情期间，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借鉴过往经验，清晰而准确地进行应对。1月23日，为应对疫情，中国领导层决定建设一座2.5 万平方米的医院，可容纳1000名患者。医院设计24小时内完成，1500名工人和280台施工机械立即开始工作。3天内，地基和所有电气系统均建设完毕。36小时内，所有5G、网络设备以及远程诊断系统均已就绪，可以传输数据并诊疗患者。1月26日，另一家医院开工，能额外提供1300张床位。中国还在建设更多的临时医院。
为遏制病毒，中国已建立了一整套的检疫和检查站系统。通过隔离湖北省，中国正在尽最大努力，防止病毒扩散到省外或国外，这是一个值得仿效的例子。只有中国才能及时地通过一个有组织、有合作、有决心的系统，将责任转化为行动并实施落地。
虽然许多国家与联合国一道站在中国这边，提供必要的设备支持，分享科学研究成果，其他国家却利用这一机会抨击中国，甚至挑起冲突。人们必须问问这是为什么？迅速的气候变化，或者一个更好的词“气候扭曲”，已导致全球性的自然灾害。地球正在经历剧烈变化，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后果，传染病可能也是其中之一。这是一场全球性危机，需要在气候、医疗等各条战线上采取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中国在解决自身挑战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这些挑战是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
过去四十年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面临消除贫困、促进教育和经济发展的艰巨挑战，取得了空前成就。三十年前，中国是一个贫穷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三十年中，中国让6.6亿人脱贫，2020年目标是彻底消除贫困，中国已成为经济增长与国家发展的典范。中国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应对污染和气候危机，已成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金融的全球领导者。中国重视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借此实现商业和互联互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一带一路”已将许多发展中国家聚集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
但是，尽管有了这些积极的变化，医疗保健却在许多方面落后了。中国通过发展经济、基础设施以及近期改善环境，来减少和消除贫困。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他领域也需要迎头赶上，进行更多改革，增加财政预算。
现实情况是中国医生数量不足，工作压力过大，医疗设施不够，需要更多药物规范。新冠疫情是数十年来中国面临的最危险的挑战之一，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机遇，可以大规模改善医疗卫生工作，在全社会改革保险、养老金和医疗福利等。除了传统的安全问题，以及最近解决的环境安全问题外，新冠疫情给中国提出了健康安全问题。
可以预见，未来几年中国将进行重大改革，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培训研发和应对人类挑战所需的技术将一起成为中国经济的新驱动力。这就是中国人面对危机时转“危”为“机”的精神。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克服危机的能力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一贯精神，以及数千年来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儒家传统倾向于做出迅速、有组织的反应，道家要求适应突发变化和自然之力，而佛教则认为应清晰思考当下，参考过去应对未来。
中国人民的力量存在于他们的文化中，中国文化带有一种天然的韧性。道教意味着改变；佛教意味着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任何事物的实质取决于看待它的角度，从而将消极变为积极；儒教赋予中国人民组织能力，充分利用组织的宽度和广度来应对所有情况和危机。这是所有中国人集体潜意识中始终存在的三个方面，这是西方国家和人民所没有的韧性。
另一个因素是政府快速应对危机的能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组织机构从基层延续到政府核心。这种政府组织体系强大而有韧性，它建立在中国人民的共同特征上，这些特征已成为其文化和应对危机的固有组成部分。这些文化因素使中国人民面对危机时具有韧性和反应能力，让中国人民将每次危机转化为新机遇，此次新冠疫情也是如此。危机过后就是重建，中国将在各个层面进入医疗卫生改革、社区保健服务、研究和技术发展的新时代。
在我生活在中国的40多年中，中国为克服挑战进行了许多改革，制定了很多政策，我都观察并参与其中。面对危机或挑战时，我看到中国人民始终如一的团结与合作，政府精心协调相关政策。经验一次又一次向我证明，危机发生时中国领导人以清晰理性的头脑加以应对。人民与政府协同合作、共克难关，这似乎已深植于双方的潜意识之中。
我在中国生活期间，这种情形一直反复出现，我相信它是植根于儒家传统的一种中国集体潜意识。道教和佛教的哲学影响都浸入了中国人民的文化和心理之中，这使得他们能够灵活地应对危机，并在逆境时保持乐观。从消极中看到积极，并借此将最困难的情况转化为优势，这种能力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民集体潜意识中的一部分。
繁荣时期万事皆顺，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但在危机时刻，所有人都团结起来。这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力量，能让中国人民做出回应并共同合作，这就是我们在新冠疫情期间所见证的奇迹。作为政府协调政策的一部分，只有中国能让超过1亿人留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这是对未知传染病的集体应对。世界上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让所有人耐心地团结起来，这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独有的。
中国已经封锁了湖北省，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国际社会负责。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冠状病毒可能致命，也无法解释为何其能在空气中迅速传播。锁定和隔离是抑制所有病毒的第一步。但是想象一下湖北省的规模，就会意识到这种封锁是不可思议的，能防止病毒扩散到中国其他地区乃至全世界。这是真正的肩负全球人道主义责任的举动，即便中国自己承担相关经济和社会代价。
谈到人道主义时，上述举动是符合全球利益的行为。中国的文化、社会结构，以及政府机构的组织能力，能让中国迅速、果断地集体应对这场难以置信、无法预见的危机。
这种冠状病毒对所有人都是威胁，我们看到每个人都耐心地待在家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人们自我隔离，在家中远程工作，在危险环境中奋斗。有些国家的政客和主流媒体迅速批评中国，我认为在这些国家中不会看到上述情形。这是一种独特的集体反应，人们共同努力，团结一致应对这场危机。
中国之所以能做出如此有效的反应，原因之一是其宏观调控体系。经过发展演变后，该体系用于经济改革，现在也用于应对健康和人道主义危机。1980-1990年代，国家指导经济的模式逐渐发展演化成这个体系。它能制衡并防止经济危机，通过放开或拧紧阀门实现市场自由流动，使用行政手段引导市场，更加稳定地防止经济波动。这符合所有人的共同利益，而非少数人的利益。
当然，这种冠状病毒导致商店关门，货物流动受限，影响了中国经济。这将影响整个中国乃至全球的生产、运输和供应链。
有趣的是，尽管中国经济放缓，但美国股市仍继续飙升至历史最高点。考虑到美国经济基本面不好，社会分裂也很严重，这种繁荣非常奇怪。考虑到美国依赖中国产品供应链，股市飙升更该被打上问号。即使是那些统治资本市场的高科技服务公司，也完全依赖于中国供应链提供产品零部件。那么，为什么股市如此之高呢？
我们可以这么看，这是经济脱钩或全球化破裂观点所引发的结果。我们看到美国孤立主义政策导致其疏远了中国等国家。因此可以预见，我们在经济政策和商业方面，以及应对疾病和危机方面，都能看到更多亚洲层面的合作。这可能只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种自然演变。
一旦我们控制了冠状病毒和病毒扩散，中国将重新启动，进入经济增长的新阶段。曾经的商业、企业和经济改革需要延伸到医疗保健领域。
现在，这些领域将给国家和私人投资提供更多机会，新的增长期将会出现，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新突破将应用于医疗保健。我相信，在这些领域，中国将带动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一同发展，例如印度，在人口、水和粮食安全以及卫生保健方面也面临类似挑战。
我们可以看到新的区域增长和经济振兴，这是利用消极创造积极，这是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请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永远永远不要低估面对挑战时中国人民的韧性和政府的组织能力。我不认为这只是一种理论，我在中国生活的四十年中已经看到了事实，而这次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
龙安志（Laurence Brahm），政治经济学家、作家、律师、导演，现任全球化智库（CCG）高级研究员，在中国的工作跨越三十余年，曾撰写出版了30多部书籍，论述中国的经济改革，亚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曾任联合国解决贫困和不平等专题组委员，创立了环境智库喜马拉雅共识研究院，丝绸和香料之路对话联合主席。曾在20世纪90年代应亚洲开发银行邀请参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并担任顾问，同期担任越南国家银行和老挝中央银行顾问，参与了东南亚国家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
《世界汉学通讯》长期向全球业内专家学者征稿，优秀作者将有机会被聘请为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特聘顾问，并受邀到北京语言大学进行文化或学术交流。
投稿请联系王富丽（wangfuli@cctss.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