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文章选自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世界汉学通讯》（2020年3月30日 第一期）。

《世界汉学通讯》由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主办，关注并分析国内外汉学与文化发展、就世界文化尤其是一带一路相关文化热点展开讨论，对民心相通背景下的国际格局及国家治理相关话题展开深度分析，为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他人的痛苦
作者：【韩国】金泰成

译者：张光哲

2019年秋天，我翻译并出版了中国作家刘震云的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当时刘震云应邀参加了韩国文学翻译院举办的世界作家节，因而这篇小说也受到了读者们极大的关心。不少的读者听完作家的演讲后，还排着队要求作者的签名。

与极度致密和复杂的构图相反，以极其简单和朴素的语言著称的刘震云的小说里，往往会出现几个重复的句子。如果说小说是无数个句子组成的多米诺骨牌，那么那几句重复句子便是赋予了整个多米诺骨牌连锁反应链特别的色彩，起到了带动叙述的作用。这部小说中“哐的一声爆炸了”和“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多米诺骨牌。“哐的一声爆炸声”代表事件的发生或暗示着反转。准确地说，这不是一个暗示，而是一个明示。无数事件的发生、进行和反转组成了我们小人物的生活。所谓人生就是无数事件的发生和解决的过程。这部小说中，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和马忠诚四个不同身份人的故事引发了无数事件，在进展和反转的过程中，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生景观。互不相识的四个人交集在人生的多米诺骨牌上，引发了许多事件，在事件的进展和反转过程中，把中国小人物感受到的生和死的痛苦，用悲伤的画面展现出来了。这就是正在经历着历史上最快社会变革的中国小人物的肖像。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在纷乱的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背景下生活着，以不同的目的和志向，向某个地方挪动着匆忙的脚步，并孤单地生活着。中国生活的背景下用语言的逻辑性武装起来的刘震云式幽默叙述，具有让人在绝望中也能笑出来的致命魔力。小说结束时，所有的人物都会成为无比可爱、亲近的邻居和朋友，这一奇妙的魔术就是刘震云的小说。

从《手机》开始，经过《我和刘跃进》和《一句顶一万句》，直到《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这篇作品，我所翻译的刘震云的小说一向都比较关注语言的作用和界限。刘震云引用过某位语言学家的话，大意是人们虽然一天能说数千句话，但其中真正有用的不到十句。“什么意思？”作为这部小说进行叙述的多米诺骨牌，也可以说是作者对这种语言作用提出的问题。有人曾经说过，现实生活中对方不明白某句话的确切含义时反问“什么意思？”，会不禁让人联想到圣经旧约中巴比塔的故事。在沟通的装置逐渐变成无用之物的极端他者化时代里，语言失去了作为语言的作用，需要用言外之意解释，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就像倒塌的巴比塔一样，今天的社会也随时会有崩溃的可能性。《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吃瓜子”做为网络用语，是一边吃瓜子一边看热闹的意思。就是所谓的“旁观”。过去40年，中国高速发展成为高度产业化和都市化社会，这一变化带来的代表性现象就是旁观。不关心他人的事，划清界限隔岸观火的极端他者化和纽带感的极度丧失可能就是这篇小说要表达的含义。这种极端的他者化和生疏不仅限于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呈现出如此他者化的生活风景。包含19世纪欧美国家和上世纪的中国和韩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就是形成他者化的一个过程。在物质上获得无比舒适生活的同时，逐渐失去邻里之间共同体的过程。严格来说这种他者化不仅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问题，同时也会无限扩大为集体和集体、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

今年年初开始，中国武汉遭受了一场始料未及的灾难。新型冠状病毒攻击了无数人，不仅夺走了生命，也麻痹了国家和社会的机能。中国政府和人民以“人民战争”的觉悟，努力去克服灾难。所幸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在这期间，韩国、意大利、伊朗、日本等国家也不同程度受到了病毒的攻击，许多国家对中国、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等国的旅客和航班都关闭了国境大门。这与武汉疫情严重时，韩国政府和人民捐献了大量防护服和口罩并高喊“武汉加油”，而且并未阻止中国人入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城市，还发生了对看似中国人或韩国人的亚洲人进行暴力袭击的事件。也许这种暴行表露了欧洲人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心理。让西方人对经历着苦难的国家和人民存有恻隐之心是一件如此困难的事情吗？以南美和亚洲、非洲为对象进行大陆探索的殖民主义时代，欧洲殖民者们曾经表现过的残忍、暴力、排他性的态度，仍然是他们身上无法抹去的遗传基因吗？2003年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Susan Sontag发表了名为“他人的痛苦(Regarding the pain of Others)”的一本书，书中对那些每天只能通过各种媒体，犹如观赏体育比赛一样了解战争和灾难，而且不能感受他人痛苦的无纷争地区的人提出了质疑。那些人习惯于只能通过电视了解那些每天都在恐怖和战争中艰辛生活着的人们的痛苦，对他们来说怀有恻隐之心确实是件难事。在所有个体之间都极端他者化的社会里，戏弄和自己不同类型的集体或者人们的痛苦，或者对他们使用暴力的事情是不会消失的。Susan Sontag担任美国作者协会会长期间，曾向当时军事独裁的韩国政府要求释放被拘留的文人，1993年为了让全世界人民能关注萨拉热窝内战，她在战时的萨拉热窝演出了萨缪埃尔?贝凯特的话剧“等待古都”。她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对她而言包括韩国和萨拉热窝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在战争和灾难中受苦的人都不是外人。因为没有把所有的人都他者化，她试图用艺术和文学的方法努力去感受这种“他人的痛苦”。

现在韩国紧接着中国面临着一场严重灾难，袭击了中国的同一种病毒正在攻击着韩国人。确诊病例接近6000人，死亡人数也超过了40人（编者注：该数据截止作者撰稿时）。我相信中国的经验会在韩国克服这种灾难中起到巨大的帮助。但是这种经验并不会成为解决灾难的关键因素，我们迫切需要全世界人类的关心、支持和共同参与到痛苦之中。战争可能是地区间的问题，但病毒并不是地区或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恶性病毒不仅仅是中国、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敌人，而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恶性病毒疫情暴发不会仅此一次。在过去，我们已经有过和非典、MERS、新型流感等多种类型的病毒抗争的记忆和经历。不能保证这种病毒将来不会改头换面再次攻击我们人类。人类在各种疾病、灾难和暴力中能够得到安全的方法，不是对受苦的地区和人民关闭国境，给大门插上门闩，而是应当怀揣着孔子曾经指出的人类本性之一——恻隐之心，不与相邻的所有个人和集体他者化，参与并一起克服他人的痛苦。包括中国、韩国、意大利和伊朗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们不应该成为像刘震云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登场的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和马忠诚那样他者化的存在。

恶性病毒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

本文作者

金泰成，1959年出生于首尔。毕业于韩国外国语大学校中文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顾问。过去二十年任教于几所大学, 现在运营中国文学硏究及交流单位——汉声文化硏究所, 致力于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和文学交流活动。译著有《手机》《无雨之城》《丁庄梦》《一句顶一万句》《饥饿的女儿》《荒人手记》《致橡树》等一百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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