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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 | 古代传统思想在伊中文化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 发布日期:2020-10-22 】

编者按:本文摘自伊朗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教育副校长舒嘉阿·艾哈迈德万德教授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舒嘉阿·艾哈迈德万德

Shoja Ahmadvand

古代传统思想在伊中文化关系发展中的作用

序言

追溯各个国家发展的历史表明,具有千年历史的国家数量屈指可数。伊朗和中国是这两个历史悠久、根深蒂固的国家,其政治和文化历史在物质和精神上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三个时代,这种联系一直存在于两国之间。在两国的古代政治和文化历史中,神明与君臣这两个概念,是过去两个历史时期两国文化霸权的象征。在中世纪,两国在物质文化和精神互动的形式上具有相同的智慧和哲理,这在两国的文化典籍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例如伊朗的民族史诗《列王纪》和中国文化六大学派的经典。进入新时代之后,尽管西方的文艺复兴对伊中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面对西方的政治和文化统治,这两种文化已经开始为它们自己的文化独立性和超越性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有些人在不了解或不去关注这两个文明古国辉煌历史的情况下,将两国的文化关系视为基于短期利益的新兴现象。关注历史不仅能让今天的文化关系更具有人性化,而且能消除两国政治领域存在的猜疑,使两国文化朝着现代伦理方向发展。因此,本文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两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关系中,有时会对对方的目标和行为影响产生歧义和怀疑?难道对历史背景的无知或疏忽不是造成这种怀疑的重要因素之一吗?

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假设答案是,只有了解了这两种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伊中两国文明在历史上的强大影响,两个文化和文明大国之间才能够以平衡有力的方式进行合作,尽管当前情况有所不同,但会对双方合作的执行者带来更多的平衡性。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政治和文化层的领导者们都必须在国际互动中发挥其政治和文化智慧,但是这种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是这种政治和文化合作的保证。公元前800年至200年之间,伊中两国文明中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变化。在中国,孔子和老子出现后,中国所有的基本思想和哲学思想都受到了他们思想的影响,诸如墨子、庄子、老子等无数其他的思想家也都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在伊朗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中,世界上存在着两个神,一个是善神,代表光明,另一个是恶神,代表黑暗,两个神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而这个善神,能赐予人类光明、虔诚、知足和幸福。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通过伊朗伟大思想家琐罗亚斯德和中国著名思想家孔子的重要道德理论,来介绍一下伊朗和中国思想在两国历史文化交流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思想家提出的道德理论所阐述的主要内容,是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而不仅仅关注于个人创作。

伊中两国古代传统与伦理道德

基于以上提到的几点,为了检验对上述伦理道德的假设,即中国和伊朗道德理论观在组织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中的开创性作用,我提出以下几点。

一, 琐罗亚斯德和孔子的道德理论是对公元前六、七世纪他们对当时社会道德危机的回应。正如托马斯·斯普林斯(Thomas Springs)所说,一个人,如果能正确地认识和诠释他所处时代的危机,并能提供一个有争议的而不是仅靠个人喜好的解决方案,那么这个人就可以被称为政治思想家。我们在本文中提到的琐罗亚斯德和孔子这两位思想家曾经将他们当时的社会状况描述为“偏离了道德轨迹”。就像今天一样,不仅在国内舞台而且在世界体系中,我们都在目睹某些大国之间的这种道德迷失现象。无视国际条约、无视国际组织的决议和逻辑、单方面退出国际条约、贬低全球公民等等,这些只是全球道德危机的一些例子。

孔子时代的中国社会具有几个基本特征,第一,持续不断的冲突,需要一个不一定拥有王位的精神统治者,以便他的实践伦理学能够使当时的社会摆脱这种混乱局面。那个时代的社会受到当政国王的保护的,但是在战争中贵族和官员们却相互残杀,社会秩序一片混乱;第二,冲突导致的杀戮造成了社会暴力和煽动性情绪的产生,甚至在儿童游戏中也出现了杀戮场景和模仿流血事件的行为,这是孔子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后来他提出用音乐创造一种安宁、平和的氛围来替代暴力和杀戮行为。第三,由于重税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状况给弱势群体带来了很大压力。这种不公正的税收制度和官僚机构对人民的各种压力在人民和官僚机构之间造成了对抗,因此人民认为统治者德不配位。孔子后来把正名作为其社会思想的支柱之一,因为在他看来,德不配位的当权者不值得拥有这些名称所赋予的含义。他们必须把这些名称赋予能秉公办事或交给合适的人。琐罗亚斯德与他所处的时代也有特殊的关系:首先,神灵的多样性和对人心理不公正的产生以及他们与善良、真实的人类品质(包括善行、言行和善思)产生距离是当时社会的突出特征。因此,找到一种可以克服社会不满情绪的新道德标准是他的基本原则。其次,从本体论的观点来看,琐罗亚斯德认为宇宙是善与恶两大力量斗争的舞台。根据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的说法,存在是朋友/敌人的竞技场,而人是这种不断冲突舞台上活跃的自主元素。与此同时,人类是个积极主动的存在物,按照人类自己的意愿,他可以加入这两种存在中的任何一种,即好与坏,或光明与黑暗。宇宙的总体流动方向也是这样的,在塞潘德米诺的帮助下,它战胜了邪恶,生命最终走向了美好。最后,琐罗亚斯德时代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悲伤的社会,但是琐罗亚斯德的世界观是喜悦和幸福的传播,以及避免悲伤和不满的仪式。正如大流士(Darius)在比斯顿(Biston)石碑上所写的那样,“······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为人民创造了欢乐”。因此,从这种悲痛中出现的社会是建立在一种新的道德体系的基础上的,这种道德体系既可以尊重过去的传统,又可以为世界尤其是政治存在的世界观奠定基础。

二,这场危机明确表明了重新定义社会道德秩序的必要性。关于对当代社会的看法,可以将孔子和琐罗亚斯德的理论与约翰·罗尔斯的正义理论相提并论。对于自由个人主义和社会集体主义这两种方法,罗尔斯强调了前者,即维护个人自由主义,当然他较少关注平等和社会正义,而后者则强调社会平等而忽略了个人自由。他采取了第三种方式来保护个人自由以及与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作斗争,并在正义与自由之间建立妥协。他试图证明现代社会的这两个基本价值观不仅彼此不矛盾,而且如果它们在一个社会中并存,则资本家的权利和穷人的权利都将得到保障。否则,富人将失去自由,穷人将无法找到致富的途径。孔子还力求在智慧、社会秩序和人性之间取得平衡,并重点强调了君臣、正名以及忠诚和宽恕这三个概念。君臣理论是孔子政治理论的基础,显示了孔子大师政治思想中精神与物质之间的联系。正名是指社会团结的持续,是连接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纽带,而人际关系的连续性和社会的进步则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和诚信为轴心的基础上的。琐罗亚斯德曾力求在统治者的光明、不干涉和以人为中心建立平衡,并提出了三大概念,即神光、快乐与仁爱。十一世纪的伊朗政治家和诗人阿布·卡西姆·菲尔多西(Abolghasem Ferdowsi,939-1026年)在《列王纪》一书中通过巴赫拉姆·古尔(Bahram Gour)和女园丁故事很好地描述了这一问题。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思想中,神光是指社会团结的持续并巩固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快乐与仁爱是人际关系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础。

三,以人为本是伊朗和中国的道德理论,正如仁爱是孔子理论和琐罗亚斯德理论的基础。孔子认为,道德体系必须能够提供正确的标准来区分义(忠诚)和利(功利主义)之间的区别。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正确履行其职责,那么他就拥有了仁爱和人性,就像统治者做了正确的事情、大臣承担了国家的重任、父亲热爱他的孩子或者是孩子热爱他的父亲一样。冯友兰说道,仁爱反映了儒家思想中个人行为的基本本质,并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短语来概括。对他人的尽责与人道主义是儒家思想中的两个主要特征。总而言之,忠诚和人道主义情感是公正行为的前提,这仅在改革后的社会中才有意义,因为如果没有经历改革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任何个人的忠诚都是无用的。而对于琐罗亚斯德来说,生活哲学是基于人类幸福的概念之上的。琐罗亚斯德在《亚斯纳》第二十八章第一节经文中对他的神说:“玛兹达啊,在举起双手祈祷所有斯潘德密奴的创造时,我们要求和平、庇护和欢乐。” 这个重要的句子中追寻了三个目标:(1)人民的和平。和平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与舒适有很大不同。舒适意味着拥有使生活更轻松的物质事物,但和平可能不会以安宁而告终。历史上有许多人拥有一切物质生活与舒适,但他们并没有拥有精神上的安宁,而且最终自杀或他杀。因此,琐罗亚斯德的主要目标是让人民在精神上得到安宁。正如他所说:“在巴赫曼的帮助下,我守护着人民的灵魂。” 这里的灵魂指的是提供心灵上的安宁。(2)安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范畴。比斯顿铭文在中记载了权威、安全与真理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因此,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Darius)国王劝告他的继任者道: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全,则必须远离谎言并严惩撒谎者。(3)快乐与幸福。对此,琐罗亚斯德说道:“巴赫什提神啊,我希望我能让巴赫曼和戈舒伦(Goshourun)感到快乐和幸福。”玛兹达神的六个组成部分之一是幸福之神阿姆沙斯潘德(或巴赫曼),这表明了幸福在玛兹达思想中的重要性。同样,琐罗亚斯德用这句话表达了他满足人类灵魂和心灵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愿望。在此还需要说明的另一点,就是对动物的善待,这种善待甚至可以与尊重人类相提并论。《阿维斯塔》中提到了动物的灵魂以及动物的守护神戈舒伦(Goshuron)。从中可以看出,人类的守护天使和动物的守护天使对于琐罗亚斯德都同样重要,他想把动物视为受阿胡拉·玛兹达保护的创造物。在这段祈祷词中,他要求宇宙的创造者赋予他取悦人类和动物的能力。因此,在琐罗亚斯德思想中,幸福、安全与和平的社会是生活的最终目标。

结论

如果我们回到上文中提到的问题,即:为什么在两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关系中,有时会对对方的目标和行为影响产生歧义和怀疑?难道对历史背景的无知或疏忽不是造成这种怀疑的重要因素之一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对于这两种文明概念的背景和相似性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很少。两国的思想家可以通过对话和探讨将这些概念从其来源中分离出来,并将其导入到当今时代,并且通过它们之间的相近性,从科学和理论上证明两国之间文化关系的互动和扩展。

就像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两个思想家的时代一样,他们的时代面临了道德崩溃的危机,存在着上层阶级对下层阶级的日益压迫以及官僚主义与真理的矛盾,而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危机。正如两位思想家针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思考并采取了道德指导,提出了用道德体系来改革社会,并考虑了基于道德的治国方法作为解决社会危机的解决方案。在治理国家时,对伦理道德的依赖可以作为未来政治、政府和国际关系领域研究的基础。关注两种文化的重要特征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直至现在;成立学术联合机构,并采取措施在两国传播波斯语和汉语;两国文化机构之间展开广泛合作,例如孔子国际大会与伊朗类似机构之间进行合作;从两国哲学家的思想中获取行政指示,尤其是古代伊朗和中国的哲学,因为它们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达了深奥的哲学理论,它们有时也被称为隐藏于哲学家本质中的探究与教育哲学,这些在他们作品中很少反映出来。研究这些方面可以为两种文化的思想家们作为政治主体的互动提供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