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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烈英:大变局背景下的中伊合作研究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 | 发布日期:2020-10-20 】

编者按:本文摘自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贾烈英教授在“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上的发言稿。

“后疫情时代的中伊汉学与文化发展论坛”由北京语言大学、伊朗驻华使馆、阿拉麦塔巴塔巴伊大学、德黑兰大学、圣拉兹大学主办,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承办,中国文化译研网(CCTSS)平台支持,自6月23日起共举办了四场主题会议,来自中伊两国高校的18位学者发言在会上提出真知灼见,共商后疫情时代两国人文交流未来趋势、“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汉学发展,以及“中国学”与“伊朗学”研究。

本文作者 贾烈英

中国和伊朗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1971年中伊两国正式建交,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两国交往更加紧密。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伊朗经济发展中的优先合作伙伴。2000年6月,中伊签署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2012年和2016年美欧两次对伊实施全面制裁期间,中国坚持推动“伊核协议”签署和执行,并继续保持与伊友好关系;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得到伊朗的大力支持和响应;2016年1月两国元首签署文件,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把两国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高度。

一、2017年中共十九大以来中伊双方合作的成果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伊双方积极深化政治关系,不断增进战略互信,加强各层级交往,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开展全面合作,以打击恐怖主义为重点,推进执法安全合作,以增进中伊友好为目标,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

1、政治领域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率领欧美盟国,甚至第三世界多国,恢复对伊制裁。中国政府多次重申将继续维护和执行“伊核协议”,通过安理会积极开展外交斡旋,呼吁有关各方回到谈判桌前,致力于协议的完整和有效执行。伊朗政府也继续保持对华友好,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上海合作组织”观察员国,并申请成为正式成员国,支持中国政府涉疆、涉港等一系列维护主权完整的行动,在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期间,坚决反对污名化中国,在抗击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方面积极合作,取得良好效果。在其他诸多国际场合,两国政府也多次互相支持。2020年7月5日,伊朗内阁高票通过《伊中25年全面合作计划》,为后疫情时期两国友好关系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经济领域

中国政府和企业,顶住欧美压力,继续保持与伊贸易往来,华为、中兴等重要企业因此受到美国制裁。中伊两国双边贸易总额在这几年虽然有所下滑,但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的商品货物进口国,稳稳占据伊商品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份额,为经济封锁下的伊朗维持基本民生,做出了重要支持。在经贸共赢和多元化发展方面,伊朗于2019年7月21日开始实施对华签证政策,拓展旅游领域合作,促进民间交往。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初期,伊朗在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第一时间为中国提供无偿援助,之后中国也投桃报李,派遣专家组,运送免费医疗物支援伊朗抗疫工作。

3、人文领域

中伊两国积极落实《中国科学院和伊朗科技副总统办公室关于设立丝绸之路科学基金的谅解备忘录》,四年来,基金支持了多个多领域合作和研究项目。汉语言与文化教学和研究在伊朗也如火如荼,塔巴塔巴伊大学于2019年4月14日成立了第一所中国研究中心,成为伊朗国内第一家研究中国问题的专门机构。而中国多家关于伊朗或中东地区问题的研究机构也成果显著。两国就妇女事务以专门会议的形式进行了五轮成功的文化对话,伊朗方面表示即使在疫情期间,德黑兰也愿意以虚拟方式和在线方式召开会议。此外,两国民间人文交流也更加丰富,涉及考古学、博物馆学、波斯地毯研究、电影、戏剧、音乐、摄影图片等方面的交流互访不断。

二、当前中伊合作的多元基础

1、政治领域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强权政治。国家的主权是独立的,不允许任何外来的干涉与侵犯,每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地、自主地处理本国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战时期就确立的,正确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

“独立”也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教法学家政府确立的四大核心价值之一。在遭受欧美国家长期封锁的情况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依然明确表示,伊朗为实现政治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这种付出完全值得。历史上,中伊两国都饱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蹂躏,重视独立自主的对于国家主权的重要性,坚持独立自主的目的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

第二,顾全大局,积极倡导实施区域和平。中伊两国历史悠久,在各自区域都是核心国家,多次遭受外部势力侵略后,努力抗争,自强不息。2015年经过漫长谈判,达成“伊核协议”后,国际社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一致肯定伊朗的执行力度。在美国撕毁协议后,伊朗始终保持克制态度,一年后才逐步终止履行条款,并且至今没有造成实质性的核扩散风险。

在亚太地区,美国实施各种霸凌政策,从军事、贸易、金融、科技、卫生等全方面遏制中国,实施印太战略,干涉中国内政,力图打压中国的发展。中国在释放善意的同时,开展有利有节的斗争。如中印边界以及香港问题。

第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反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中国和伊朗都是现行国际治理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支持联合国发挥积极作用。即使遭遇美国霸权主义欺凌,中伊两国都坚持通过国际组织上诉,申请国际仲裁。

两国都认为,除了各国政府,全球治理需要更多依靠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国组织。美国出于自身利益,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这些行径受到了中伊两国的共同反对。

2、经济领域

第一,两国经济具有互补性。受多年制裁以及中东地区冲突日趋激化的影响,伊朗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制造业都产能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民生稳定的主要短板。伊朗在这方面一定程度上有赖于中国提供的支持。能源是伊朗经济的命脉,而中国因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自2017年开始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在美国主导的欧佩克体系,限制中国进口数量及进口价格,伊朗对华石油贸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此外,伊朗地处“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要地,中伊两国深化经贸合作是伊朗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贯通亚欧物流运输的关键一环。

第二,超越石油美元体系限制,实现自由的能源贸易。布雷顿森林体系崩塌后,美国为了维持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的主导权,把美元和石油挂钩。美国通过操控欧佩克组织成员国,操控国际油价和市场配额。当前如何突破石油美元的限制,实现贸易自由,是摆在世界很多国家面前的突出问题。

在石油贸易方面,中伊两国改用人民币结算方式可以减少美国对国家油价操控的负面影响,为两国争取国际能源市场定价话语权,提高能源交易的保障能力。

3、人文领域

第一,坚持文化自信,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从西方国家的国内实践看,处处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劳资对立、贫富分化、人权无保障;从其国际实践看,“普世价值”幌子下掩盖的是侵略、掠夺和灾难。

中国坚持实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坚持导论、理论、制度和文化自信,倡导文明互鉴。各美其美,天下大同。

伊朗倡导不同文明进行对话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认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各国有权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选择社会发展道路,反对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裁军等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国。

第二,中国倡导超越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伊朗倡导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带头实施不同文明间对话。

伊朗倡导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和团结,主张通过经济改革,消除贫穷、腐败和歧视,从而推动政治改革。伊朗号召穆斯林世界以“伊斯兰”为纽带,团结一致,共同反对以色列,抵制美国的干预。对于其他友好国家,伊朗也主张放下宗教差异,加强往来。哈塔米总统和鲁哈尼总统都曾访问梵蒂冈教皇,主动迈出文明间对话的重要步伐。而近年来,中伊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取得成绩,也是两国重视文明间对话的最好印证。

三、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加强中伊人文交流的几点建议

当今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快速发展,国际格局发生着深刻的变革。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全球化、国家间关系、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大地冲击,但是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中伊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的步伐也不会停滞。

1、加强两国文化互学互译。疫情肆虐已经造成了全球人员往来的减少,各国都被迫采取不同程度的“封国”政策。同时,经济衰退,商业活动减少,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降低生活节奏,有时间静下心来阅读和思考。中伊两国语言较难,都是文明古国,文化底蕴深,差异大。长期以来两国文化交流主要靠英语来转译互通,实际意思和内涵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失,甚至扭曲。尤其在国际媒体中,西方话语主导下的新闻报道对两国的丑化和污蔑不断,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交往。因此培养大量同时能熟练运用汉语和波斯语的人才迫在眉睫。

2、加强两国网络交往通道建设。后疫情时代,网络会议、电子商务、虚拟互动等新型交往活动日益频繁,相关技术在中国已得到基本普及,并在本次新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刺激下,开始实施进一步的换代升级。但在伊朗,网络和通讯技术还未普及,中国应协助伊朗铺设光缆,修建5G信号站,联通卫星设备,搭建好完整的现代网络体系,还要在技术上予以长期指导和支援,协助伊朗政府对普通民众普及网络时代的基本理念,帮助他们接受新事物,从而打破疫情给两国带来的物理隔阂。

3、双方共同致力于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目前,各级国际组织中,包括中国和伊朗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国籍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较少,一方面是中伊两国自身缺少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意识和经验,符合国际标准的人才储备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两国政府和民众或多或少,对西方国家占据主导的国际组织有所成见,政府推送和民众参与热情都不高。但是随着国际组织建设的日益完善,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中伊两国都有必要和义务,加强人才培养和输送,为第三世界国家注入力量,以保障国际组织的代表性。